卡塔尔留学的生活

记得那还是去年暑假，老师对我说有三个去卡塔尔大学留学一年的名额，问我是否想去。五分钟后，我作出了答复：我去！

而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在多哈南部的sealine建立军事基地不断调兵，国内各大媒体对美伊将要进行的交锋给予极大的关注，闹得我们在最后临行的几天里战战兢兢，有些“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母亲在我临走前的一个晚上更是彻夜难眠。

经过长达22小时的飞行，当我睁开朦胧的双眼，看到的是机舱外黄色的沙漠，碧蓝的海洋。我和两个比我小的女同学就这样来到了多哈。

卡大的男女生宿舍相隔近两公里。女生宿舍四面高墙围绕，上架有铁丝网，大铁门似乎从来就没有开过，门口哨岗虽未荷枪实弹却也威风凛凛，院内建筑的窗户都是向着里面的，与其说是宿舍，看起来却更像一座密不透风的碉堡。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女学生不受侵害，窗户内开是为了防止男人们偷窥和胡思乱想。宿舍区是这样，大学校园也不例外，一道同样高大的墙划开了两个世界，一个属于男性，一个属于女性，只有学校的老师们享有在两上世界来回穿行的特权，其它人等越雷池半步都会受到严刑重判。

与女生的“学校----宿舍”两点一线生活相比，男生享有的倒可算是绝对自由了，我们宿舍区的大铁门锁是坏的，关也关不上，所以一天24小时随时大开，门口虽也有埃及来的警卫，但大都玩忽职守，男生们出入来去自由，夜不归宿也无妨。

多哈的夜景非常迷人，尤其是喜来登饭店与政府行政大楼之间长达十几公里的海滨大道。夜幕下，路旁的成排的椰枣树妆扮得瑰丽多彩，大路上高档跑车络驿不绝，在海滨大道最靠海的部分是一排用红砖铺的步行街，如果你站在海滨大道上俯瞰波斯湾，海面上播放印度或阿拉伯的音乐的观光渡轮不时会向你招手。这一切为多哈这个仅有几十年历史的海滨城市凭添了一道迷人的风景。也许，正是这条被喻为“多哈美丽飘带”的海滨大道为这个城市赢得了2006年亚运会的主办权。

到达多哈后，我在朋友的指引下，来到距我们留学生宿舍不过二百米的购物中心LuLuCeter。此店不算豪华，但可称得上应有尽有。这里的男服务员多来自印度，而女服务员则大多来自菲律宾。当地卡塔尔人生来就抱着一块大金砖，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财富足以让他们过上悠闲的日子，所以该国下等的服务行业均由占全国总人口70%以上的印巴及东南亚劳工来承担。

在Luluceter一层的一大群印巴人、菲律宾人和阿拉伯人中间，我一眼就发现了两张无比美丽、可爱、亲切的脸庞。他们是一男一女，我告诉自己，他们一定来自中国，我们是同胞！自从与两上女生分别后，我没见过一个中国人，没说过一句中国话（这与后来四十多天没说中国话相比也许不算什么）。我没有想到，刚刚离开中国，生活在一些“习性”与我迥然不同的人中间，思乡的情绪竟是如此的浓重。曾望着海湾上空的明月和清晰的繁星，几次眼泪即将滑落。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伙伴在我身边，哪怕站一站也好，哪怕一分钟也好，那几天也许是我有生之年所经历的最凄凉的时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受到“祖国”二字的神圣与尊严，以及它在海外游子心中的千斤重量。

我向他们走去，用英语问好，当他们的回答印证了我的感觉时，幸福和温暖一下子涌满了全身。在大家的相互介绍后，我知道了男孩来自陕西，女孩来自上海，都是打工的，现在多哈家乐福上班，在他们的带领下，我来到三楼见到了后来待我如同亲人一样，在我最软弱最困难时给予我帮助的三个中国女孩儿，苏丽萍，剧雪梅和冯艳，她们是Luluceter的服务员。

在这里的中国人大都属于打工一族。趁年轻挣几年钱然后再回国，他们视这里的生活为卧薪尝胆，以求在今后的岁月里厚积薄发，外来男青年们在这里的生活极为单调，因为少了一道人生最重要的色彩----爱情。中国男孩儿们这里谈恋爱的是少之又少，一是由于工作负担过重。比如在pizza hut当服务生一天要干八个小时以上，一个月只有一天假；二是当地法律对女性管束得极为严格，女人的住宅区有门卫把守，男人绝对不可进入，甚至在门口多转两圈都会引起怀疑或是遭到驱逐。所以男女交往很是不便。

记得凤凰台吴小莉在一个栏目的片头说过这样的话：“远方的战火和身边的疫情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自己。”而对我来讲，她所说的“远近”应该颠倒一个位置。

长哈尔多哈是美军这次伊拉克战争的司令部和指挥部，距多哈市区45公里的sealine军事基地是美军的指挥所而稍远一点的waker军事基地则 是美军的飞行基地，栖息着美军对伊进行地毯式轰炸时所用的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和加油机。多哈，这个一直平静安宁人口超不过一百万的波斯湾小城，在这箭拔驽张之时，也被赋与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意义。在各国媒体的分析图上，多哈总被一个鲜艳的比其它地区的代表符大一圈的红点所代替，卡塔尔将有可能继以色列之后成为萨达姆在的第二大攻击目标。但是，身在多哈的人除了精神上的些许惊恐外，生活上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当地人们在每日五次的礼拜时，仍然争先恐后地涌向清真寺，一个阿拉伯朋友告诉我，他们在礼拜时都在祝福伊拉克、诅咒美国，他们相信这种方法是对伊拉克百姓民众的最好支持。那段时期，经常可以收到这样的短信：“明天晌礼时全世界穆斯林以真主的名义一起全心诅咒异教徒美国末日的到来，请加入我们，并把此消息发给十个朋友！谢谢！”当地的虔诚穆斯林们对于此类事总是乐此不疲，以为这样可以增加他们的功德，效果与他们平时所做的念、礼、斋、课、朝是一样的，以求死后的末日审判时功大于过而上堂，伊斯兰教经文中所形容的，享受那里牛奶河，椰枣树，成茵绿地及每人身边的七十二个美女。

在战争期间，我们所就读的卡塔尔大学从未停过课，可见除了心理上的影响，战火并未波及到这里。但这是后话，在开战前，萨达姆是否拥有远程导弹与核武，如果拥有，是否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用之，谁也说不好。在战前那段最黑暗的时期，尽管许多人预料战火绝不会扩大到这里，许多人高呼伊拉克不可能有远程导弹，但我深知，作为一个孤身在外的中国留学生，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应是清晰明确的，对自己负责的。我在早早收拾好行李，把现金从银行取出，将护照证件放在最方便的地方或随身携带。我还早早地从学校开始出了出境证明，以便不测时与使馆人员一同撤离。在太多人看来我有些夸张，毕竟第一声枪那时还未打响，但每当我听到电话那头父亲焦虑的声音和母亲由于担心恐惧而一连数日无法入睡的消息，我知道无论怎样的准备也是不为过的。我无论如何也要平安，健康地回到他们身边。

我们是作为北大与卡大签订的留学计划中第一批通过校际交流形式的赴卡学生，在刚到的一段时间里，我常常用警觉的眼光打量着四周，说话办事也十分小心，避免一切宗教摩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阿语听说能力有了飞速的提高，当我“并非穆斯林并且是该宿舍区唯一的异教徒”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后，我便成了重点教育的对象，许多人见了我，总要把我拉到一边从人生的高度语重心长地劝我好好想一想，用伊斯兰教的理论从人类的起源讲起……我像听故事一样听他们的娓娓道来，我发现，对人类起源、人在一生中所经历的苦难与幸福、人的生与死及人的归宿这一系列谜一样的问题，伊斯兰教在宗教层面上有一种完善、全面、近似完美的系统解释。

许多在国内习以为常的现象在这里却被人听得瞠目结舌，当作天方夜谈。让阿拉伯人最不可理解恐怕要数两件事，一是中国人生猛海鲜个个不惧，更奇怪的是中国人竟用两根木棍来吃东西，甚至可以夹起米饭，这让他们看来算得上是杂技了；二是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在阿拉伯人看来尤其不能理解。在卡塔尔，一个当地男人若是经济允许最多可以娶四个女人作妻子，但是这四个女人在婚后的生活上、地位上和丈夫的心中都应是绝对平等的，没有正次之分。实际上丈夫是否对某位太太有所偏爱，这只有真主安拉才清楚了。所以这样一来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是件非常平常的事。

我曾经给卖景泰蓝的黄老板帮忙。赶上每周二、四的家庭购物日，最常见的就是前面一个大腹翩翩的阿拉伯人身着传统服饰----到脚面的宽大的白袍，头上戴着红白相间的头巾和为其固定的在阿语中叫“阿告勒”的黑色头箍，身后跟着三四个从头到脚一身黑纱只露出双只眼睛的阿拉伯妇女，在大人们中间穿插跑动的是三四个大小不一的孩子，这就是一个典型卡塔尔家庭的基本构成。他们一来便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他们一买总是一式三份或四份以示平等，所以老板在那几天总能大赚一票儿。在阿拉伯人的眼中“生男生女，生多生少”是真主安拉的意志，天命只可从不可违。至于什么“资源有限，人口基数增长过快，什么地球负担过重”却一概抛在脑后头。其实这种真主决定论蔓延在所有伊斯兰国家，有一位印度人就亲口对我说：“真主创造了人，也只有真主能养活人，我们凭真主意志生下了小孩，与之相关的一切问题真主自会解决的，我们只不过是奉真主之命来行事，不必多想。”

还有许多让我永远忘记的人，卡塔尔大学的老师穆罕默德*哈米德*苏莱曼便是其中一个。

苏莱曼老师是埃及人，在说话时几个字母的发音带有明显浓重的埃及口音，他属于那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型，是伊斯兰教虔诚的信仰者，将《古兰经》烂记于胸。

苏莱曼老师永远神采熠熠，认为课堂与清真寺一 样是天底下最神圣的地方，所以每天来上课的都是西装笔挺，领带每天一换，但与西装的色调搭配却很雅致。

他身上所具有的一切作为老师所应具有的美德和素质，而对我来讲，“美德”二字在苏老师身上体现却多了一层涵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老师对学生的殷切期望和关爱。

在卡大给我们留学生班安排的课程表中，“《古兰经》及其注解”被理所当然地安排在了第一位，这门课对其他穆斯林学生来讲，真可谓小菜一碟，而对在国内对《古兰经》接触甚少的我来说可是伤透了脑筋。按照苏老师的规定，每次在课上讲解过的一大段在下次课上都要检查并给出成绩，第一次尝试背诵《古兰经》的我几近绝望，五个小时过后能够记下的还不超过七、八行。几次下来，我早已烦透了这种在我当时看来毫无裨益的死记硬背，我认为这是在浪费生命。

一个月后，我向老师提出鉴于我非穆斯林的身份能否免去对《古兰经》背诵的检查，因为这不仅超乎了我的能力，也没有让我感觉到任何意义。当时在场的几个同学表示理解和支持：“陆是来学阿语的而不是宗教，他不是穆斯林，有理由和自由去选择！”苏老师听完后有些失望，但转即坚定的说：“不行，你一定要背，你学的是阿语，《古兰经》是最通俗最精妙的阿语行文范例，你所接触的是最高水平的阿拉伯语，是真主的语言。就好比一个人要学好英语怎能不去读莎士比亚，同样，你想学好阿语，怎能不去读《古兰经》，这与你的宗教信仰无关，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接着，他顿了一顿，又低声说道：“真主是宽大的，真主是仁慈的。”他的样子是在对自己说又像是在祈祷什么，眼中透着些无奈，但我发现更多的是希望与关爱。

苏老师也许对我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国学生有着与生俱来的好感，每当我完成一篇还算过得去的文章，或是回答了一个有些难度的问题，他总要对我赞扬一番以示鼓励。当时在我看来无非是老师对学生的鼓励，以促其上进，树其信心。但当他念到“真主是宽大的”这一瞬间，我恍然意识到这是一个老人在为我祈祷。其中包涵了一个老者对晚辈在他看来执迷不悔的无奈和望其走上正路的心愿。我为自己的懒惰和知难而退深感惭愧。在此后的六个月中，背诵《古兰经》，占据了我生活中的很多时间，有时会很累，有时会忙，有时玩心会很重，但我从未敢再松懈，因为我很怕再次看到一个老人那无奈和矛盾的眼神，当时我一切一切的努力都仅仅只为了不辜负一个希望，不伤害一个祝福。

我回国后，一些朋友说我讲阿语时很有感觉，我才意识到，在这期间我学到了太多太多，无论是对发音的把握，语言的感觉还是在写作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想，二十多年在国内的生活对我产生的影响和留在心中的烙印，是什么宗教力量都很难改变的，但这段难得的宗教学习过程，对我的一生都会有很深远的影响，也凭添了我对伊斯兰教的尊敬与向往。

在今年六月初我完成了卡大的学业即将回国与他告别时，正赶上猖獗一时的SARS疫情得到了基本的控制，苏莱曼老师感慨地说：“中国人民温和、善良、受到真主的保护，一定会挺过这场灾难的，希望有一天，如果真主愿意的话能亲自去中国看一看。”

如今，中国的SARS疫情已成为历史，北京的禁令也早已双解，只是不知苏教师何时才能踏上这片对他来说神秘的、久违的土地，我衷心地希望能够再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