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留学的经历”

    在北京见到端庄娴雅的生物学教师王志美时，记者有些激动，因为联系她整整一年多，终于见面了，而且几天后她将返回美国。

    1934年出生的王志美是上海人，回忆起当年入选首批公派赴美留学的队伍，和几乎所有的访问学者一样，她颇为感慨。

    ●终于开始搞科研了

    1960年王志美从北京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毕业留校任教，经历了一系列“运动”后遭遇“文革”，她被送进校办工厂，所做工作离所学专业相距甚远，更谈不上搞科研。王志美至今记得，当年为了给工人们解释生物化学公式，她在黑板上画小老鼠首尾相连的图画来形象表述淀粉的结构。

    1972年，王志美为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上课，谈不上从事心爱的科研。她还带学生去制革厂、酱油厂、地毯厂等工厂劳动学习。一些学生与她相处很好，至今还保持联系。在厂里无法教学生专业知识，工厂的实际问题又无从下手解决，为此，王志美十分困惑。

    1978年，国家公开选拔出国留学人员时，王志美是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教授的秘书。她回忆说：“有一天，我路过一间办公室，偶然听到两位同事在讨论参加出国考试，随口一问，原来有这样的大事情，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我的英文是在中学念的，后来在北大，有时去图书馆阅读英文文献，但很少练习口语，好在英语口试不难。我们生物系一共有5个人通过考试，我和上海同乡潘惟钧首批入选。”

    王志美最看重的是：“啊，终于开始搞科研了。”她把两个上小学的女儿留给丈夫照顾，飞往美国。

    ●越过难关渐入佳境

    来到美国，王志美先后去了两个学术机构学习：加州伯克利大学和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学习酶学和蛋白质生物化学。

    那年的王志美已45岁，口语基础差，相当长一段时间，接听电话对她而言仍然有心理负担。如今英语流畅的王志美回忆：“我和另一位同学给学校打电话询问一些事，两人互相推着要对方打，最后只好把要问的问题先写在纸上才敢打电话。”

    为了强化英文，王志美借来英文版《安娜·卡列尼娜》，拿着字典阅读，看到后来，字典渐渐用得少了。还有一点王志美很难忘，就是房东太太很健谈，对她的口语帮助很大。

    王志美跟随在酶研究领域很有名气的沙赫曼教授学习。教授要求很严，要求学生撰写各种报告。这可把王志美难住了，恰好系里有一位台湾学者Ying在为教授当助理，每当王志美汇报研究成果时，教授都会要求Ying在一旁兼做翻译。

    10年 “文革”使国内的生物学陷于停顿，王志美来到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图书馆找一篇期待已久的论文，主题是关于“基因序列检测”。“我当时非常想知道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检测出基因的序列，这篇论文解开了我多年来心头的困惑，看后恍然大悟，同时也深感国内外科研的差距。”王志美说。

    面对学术上的差距，她头一次感到了压力。王志美还记得最初到伯克利时，见到整整一屋子的生物化学仪器时的心灵震撼——这样的设备在国内闻所未闻。

    王志美到美国1年后写出了一篇酶学方面的论文，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1年半后，王志美来到NIH学习，已能熟练地开展科研。在那里，她又完成了1篇关于蛋白质全部序列的研究论文。

    1982年初，王志美用自己的津贴购买了一台机器带回北大生物系。

    ●经历留学生派遣制度变化

    回国后，王志美被安排从事外事工作，可见她的英语突飞猛进。她曾为国内著名酶学专家邹承鲁教授实验室的学术交流做翻译，大家十分满意。

    王志美认为，当年首批归国学者开阔了眼界，带回了外部世界的信息，而且通过实践和探索为留学生派遣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不少意见。

    “当年我们的经历，现在听起来觉得可笑，但确实是30多年前的真实状况。”王志美回忆说，比如装电话，刚到华盛顿时，大家租住在一栋房子里，为了省钱不装电话。当时国内极少家庭有电话，可是当地华侨华人见到大陆来了人，非常兴奋，都想前来看望，却因为没有电话没办法联系。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官员听说后，觉得这么多人怎么能连部电话都没有呢？马上装，1个月以后，中国学者的住宅里有了一部电话。

    对美国学校向留学生发奖学金的问题，王志美前后经历了4个红头文件。最初不允许公派留学生接受校方奖学金，收了就要上交。可这样一来，校方坚决反对。于是，对学校奖学金的问题，中国教育部门多次修改规定，最后妥善解决了问题。现在看来这当然不成问题，但在改革开放之初，看来简单的事情解决起来都费了一番周折。

    1985年，王志美再次赴美到NIH做基因学术研究，定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