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分析大学对美国发展的重要贡献,探讨美国大学成功的根本要素,以及近二十年来显现出的弊端,或许能为国人所借鉴。
今天,美国大学的实力已雄踞世界之首。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是国家向公民提供的一项福利,同时也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优良动力。美国卡内基小组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经济实力有50%是从它的教育制度获得的。拥有了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美国才能拥有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影响深远的杰出学者和强大的知识经济,才能成为科技强国。
然而,美国的高教体系并不完美。美国在过去100年中有许多措施、政策、制度、思路值得效法,但近20年来也呈现出流弊日滋的景况。
美国大学成功的五大理由
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有85%%在美国(据上海交大所做世界大学排名,前20名中有17所美国大学)。美国用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吸引世界各地最有潜质的学生到美国学习,再用它强大的企业将这些人才中的大多数留在美国本土。在微软、IBM、苹果等美国高科技企业中充满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国家的拔尖人才。这些异域精英们为美国的科技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笔者认为,美国大学的成功有五大理由:
睿智的官员高明的政策
1862年,美国正着手开发西部,一位有远见的参议员贾斯廷·莫瑞尔为了给落后地区的农工人员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推动实施了《赠地法案》,由政府提供免费土地用以创办新的“赠地大学”。这个法案使每个州分别获得3万英亩土地,《法案》还允许大学将这些土地变卖,用卖地之资作为学校经费。
随着美国的社会财富日益雄厚,国家对大学的经费投入也逐步增加。见到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获得成功,莫瑞尔和其他参议员又推动实施了新的法案,追加了研究经费和新学科教学的经费,以促成研究和教学并重的“研究型大学”。
尽管有了这些英明的政策和充裕的经费,20世纪初美国的科研和大学仍然落后于欧洲。这时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契机。历史没有让美国人等得太久。二战期间,在美国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主任万·布什的领导下,有6000名科学家秘密地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包括影响深远的对原子弹、雷达、解密算法、导弹和青霉素的研究)。二战结束,万·布什调任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他提交给罗斯福总统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战线》的报告,阐述他设计的一整套国家扶持科技,利用科技创造财富的机制,其主要内容为:第一,大幅度提高科研经费。科学研究是国家强盛、人类进步所必需的,政府有责任支持、资助这个领域。从1940年到1990年,美国的研究经费涨了4000倍。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超过380亿美元。第二,把国家科研下放给大学。布什的主要方案之一就是“合同制联邦主义”,其实质就是联邦政府自己不设立研究机构,而是通过签订研究合同的方式,把科研任务交付给大学或私营公司。他与41所大学或研究机构、22家公司签订了200多个科研合同。美国除了少数的国防机密项目,绝大多数的科研经费都经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基金会、国防部高科技组织、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提供项目,通过竞争方式下放给研究型大学和其他实验室来操作。第三,引导国防科研产业化。二战时发明的很多技术都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布什力主由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来做这些技术的下一步科研工作,然后经过国防承包商(如波音、洛克希德、BBN)将这些技术产业化。这一系列措施催生了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公司,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
美国当局从谏如流,布什报告中的三点从此为美国现代科研政策定下基调。
《科学———无尽的战线》所力倡的开放式科研和苏联的集中式科研在理念上截然不同。国防科技方面,苏联有星有弹,并不比美国逊色。但是苏联的集中式科研与社会隔离,武器做得越先进,社会越穷。最后整个国家陷入经济恐慌,失去科技强国的地位在所难免。而美国的开放式科研,由大学负责创新,由企业负责产业化,每一项发明都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同时也为大学和产业带来了无比巨大的推动力。
布什这些明智的政策使得大学在经费上富可敌国(实行“合同制联邦主义”的初期,麻省理工学院就得到一亿美元的经费),大学里面群英荟萃。从此,不但美国大学后来居上超过欧洲,美国的高科技(航天航空、医学、计算机、操作系统、网络……)也迅速产业化,创造了无比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大学教授和毕业生创业成功后,将他们的知识和财富重新输入大学,形成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
在此,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伟大进步的功臣:英明的官员。万·布什就是其中最卓越的典范。他本人不仅是政府官员,也是独具慧眼的战略家和卓越的科学家。他在1931年研制成功“微分分析仪”,是电子计算机的鼻祖。他在1945年写的“如我所思”(AsWeMayThink)一文,预测了未来计算机、数据库、数字相机、语音识别、互联网等功能,有人因此称他为电脑之父。万·布什曾任麻省理工学院的副院长,曾创立有名的雷神公司,也是美国专利系统的创始人之一。如果他没有步入仕途,他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作为运筹帷幄的政府官员,他对美国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他的例子昭示我们,教育、科研和经济的进步不但需要大量经费投入和开明的政策,也需要具备大师智慧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