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生活：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储蓄观

澳大利亚的9号电视台有一个非常受观众喜爱的节目，叫做：“Who wants to be millionaire？”，译成中文就是：“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意思，其实就是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开心辞典之类的综艺节目。不过就是奖金额度大很多而已，大概是连续答对15个问题就可以赢得百万澳元的规则吧。当然，百万澳元也不是那么好挣的，越是到后面、题目就越难；此外，如果一题答错，就会前功尽弃，这样的游戏规则也吓退了很多本来有希望夺取大奖的人。

有一次，这个节目上来了一个很厉害的挑战者，他是澳大利亚的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悉尼歌剧院的签约歌手，他的名字我不大记得了，但显然他的知名度是很高的，因为观众基本上都认识他，其地位大致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蒋大为、李双江之类的角色。而且，他每答对一题，都要放声高唱一曲，声音宏亮优美。歌唱家的出现，使得整个节目高潮迭起，掌声不断。老实说，这位歌唱家确实是一位见多识广的人物，题题答对、一路过关，他甚至能答对：“当今活着的达赖喇嘛是第十几世？”这样高难度的问题，我想：这问题就是放到中国，也不见得有几个人能答得上来。更何况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但歌曲家确实是知识渊博，令人不得不服。于是，他就不断的放声歌唱，一路高歌猛进，一连答对14题，赢得50万澳元了，只剩下最后一个百万澳元的问题了，但最后这个题目实在太难了，他选择了放弃，保住了到手的50万澳元。

故事到这里，本来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了。没想到，两个星期之后的节目里，又一次见到了这位歌唱家。主持人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又来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自从上次赢得50万元大奖之后，来催债的人和公司不断，但这边的奖金又迟迟不能落实，家里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只好厚着脸皮来催要奖金了。歌唱家的话不仅让观众们吃惊，主持人也吓了一跳，因为像他这么出名的歌唱家，收入肯定不会很低，怎么会借一堆的债？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于是，主持人代表大家向歌唱家问了几个好奇的问题：

问：“你今年多大了？”、
答：“50岁。”
问：“你出名多久了？”
答：“20年。”
问：“夫人有工作吗？”
答：“有。”
问：“你们有几个孩子？”
答：“两个。”
问：“迄今为止，你们夫妇有多少钱的积蓄？”
答：“50万零7元6角。”
问：“如果不算此次大奖的奖金，那么你们夫妇的总存款额是多少？”
答：“7元6角。”

歌唱家老老实实的回答把大伙儿逗得哄堂大笑，难怪奖金不发的话，家里就揭不开锅了，确实是没钱了。这位歌唱家的家庭生活方式在澳大利亚很有代表性，就是典型的卯吃寅粮、借钱过日子的那种家庭，先大花未来钱，过好眼前的日子要紧。这种情况在澳大利亚还是很普遍的，西方人的储蓄观念很差，倒是透支能力很强，动不动就大刷信用卡，也不管将来还债时有多难。这也难怪，因为澳大利亚的福利还是很好的，老了有退休金、政府有老年人补贴费、有老年公寓、医疗免费、养老院也是免费的，所以，洋人们对未来的前景还是很有信心的，储蓄防老的观念是很淡薄的，关键还是过好眼前的每一天。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不能想象，像这位歌唱家这样的高收入家庭，到了50岁的时候，还清了欠债之外，居然只有7.6元的存款总额！

我们华人就过的是截然相反的一种生活，宁可委曲求全地、节衣缩食地过每天的日常生活，放弃许多的生活乐趣，也要尽量多地存钱，因为钱是华人的胆，有了钱才有安全感，才会对未来有信心。正如华人决不满足租房是一样的道理，按照中国的传统想法，有房子可以居住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是将这房子买下来，居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才有安全感。而西方人则比较少有这样的观念，他们是绝不会节衣缩食去买什么房子的，只要有地方住、并且住得舒服，是买是租又有什么关系呢？

作为一名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华人，我已经在很多方面都开始接受西方的观念。但在金钱方面，仍旧会时常有较大的危机感，也喜欢存钱。至少我是不敢大刷信用卡，大花未来钱的。所以，我的信用卡上高达几万澳元的信用额度完全是形同虚设，因为我几乎从来不透支的。我常常想：信用卡公司要想靠华人透支来挣高额利息，那基本上是白日做梦。我为什么会这样小心花钱呢？一定是过去的一些经历才使得我变得这么谨小慎微的。

行文到此，我忽然想起少年时期的一件小事，那是1977年的事情，当时我才12岁，正是刚刚对金钱有少许微弱概念的年龄。当时，我跟父亲两人生活在长沙，爸爸是湖南某大学的普通教师。有一天，爸爸高兴地对我说，有一项紧急任务，他要和一名同事出差去北京，这次是坐飞机去北京！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中国普通公民坐飞机，大约跟现在的坐宇宙飞船差不多的稀奇。于是，我就很羡慕爸爸，因为他可以坐飞机了。没想到，过了一天，爸爸就脸色阴沉地回家了，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后来是邻居蔡叔叔把我领到他家吃的晚饭。蔡叔叔告诉我：“你爸爸遇到倒霉事了，在公共汽车上，他的钱包被小偷偷走了，里面有他的工作证和两张去北京的飞机票！”我当时也感到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是的，那时候，我们一家的全部积蓄可能也就一两百元人民币的样子，要赔偿两张长沙去北京的飞机票钱可能会耗尽全家多少年来的全部积蓄。那小偷也太没良心了！他偷走了我们小家庭的全部幸福。但其中尚有更为可怕的原因，这是很多年之后，爸爸才告诉我的，那就是：当时爸爸仍然是戴帽右派，只要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个人跳出来说他是阶级敌人搞破坏的话，那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而爸爸如果倒霉的话，我们这个家庭也会蒙受巨大的打击！在这么大的阴影笼罩着之下，年少的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恐惧，看到连续几天几夜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的爸爸，霎那间，我觉得：灾难即将降临。心里暗暗地祈祷老天爷：要是我家里有多一点钱该有多好啊！

但是，这件事情最后还是有一个喜剧性的结尾：三天之后，蔡叔叔从土木系回来对爸爸说，系里有爸爸的一封信，蔡叔叔还压低声音对爸爸说：“我摸了一下信封，里面好像夹着你的工作证！”多少天来挂在爸爸脸上的阴霾顿时一扫而空，他跑到系里拿回了信封，里面有他的工作证和两张飞机票！原来是小偷根据工作证上的地址，把爸爸的证件和飞机票寄了回来。一时间，大家全都喜气洋洋，齐声夸赞这个小偷是一个有良心的小偷！我也如释重负，感到那平空而降的灾难终于没有落到我家头上，至此，我对金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一定要在平时有所积蓄，关键时刻才能避免灾难。少年时期的经历往往是刻骨铭心的，这种感觉将伴随着我的一生。但是，作为一名已经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我并不想把这种金钱救命的观念早早地就播种在自己孩子幼小的心灵里。

前些日子，姗姗受到一个陌生人的惊吓，不小心失手打碎了我的手机，她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尽管我一点儿也没有责怪她，可是那一整天，她一直都有点儿惶惶然不知所措。我感觉到：她是认为自己犯了大错了，所以才会不安。但我觉得：姗姗除了胆小之外，并没有犯别的错误，打坏手机又不是她故意的，这没什么可责备的。当晚睡觉的时候，给她讲了两个故事，按照惯例，她得闭眼开始睡了。忽然，她一骨碌从自己的小被子里滚过来，搂着我的脖子说：“爸爸，对不起。我把你的手机弄坏了。”嘿！这小家伙，还惦记着这件事情呢，于是，我尽量轻描淡写地说：“没关系的，反正我也要换手机了，咱们换一个有别的新游戏的手机，好吗？”姗姗一听就高兴地笑了：“好的。”说完，她一骨碌又滚回自己的小被子，很快就带着满意的笑容睡着了。

无论如何，经济上的苦恼是大人的问题，还是不应该将这种压力过早地放在孩子心上。（澳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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