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的女乡亲：绕开乡愁乐观寻觅另类美国梦

    好久没在唐人街瞎逛了，这“瞎”一如从前的盲婚，遇着什么算什么。我并无预谋，口袋里既没有老婆硬塞进的购物单，也不想找人陪着喝下午茶。信步而行，照例满街是同胞和聊备一格的异胞，市声是乡音加上稀薄的英语。我素来不爱“瞎拼”(Shopping)，上街一般带着强烈的功利主义，但今天不是。闲暇的视线所及，说不尽的新鲜感。

　　我走进一家糕粉店。来过上百遍了，不是因为牌子响亮，而是因为它位于闹市。店面拥挤非常，一个长柜台和柜台后的货架，占了四分之三的空间，却在过道上放上两张迷你圆桌，顾客在柜台前付钱拿货，腿部几乎挨近圆桌的边，居然仍旧有食客安之若素，坐吃每块五毛的糯米糍。

　　不过，这等不算赏心悦目的景致，没有败坏我的兴致。我不但喜欢这里的葱油饼，它的味道酷似老家的咸煎饼，而且喜欢欣赏这里的售货员，干练，沉着，一色台山老乡，都是女流。不过，我并非为了看美女。若说外观，她们不算美，却胜在健康和敏捷。她们在柜台后狭窄的一隅，互相闪让，侧身而过，招呼客人，从蒸笼和柜台拿食物，装包，算账，收钱，好似在田垌里挥镰割稻子，翩然酣然，看着爽气。

　　我买了一些包子，面对盈耳的乡音和笑声，忽然想起，没有写唐人街的女乡亲好些年了。

　　我曾被晾晒在铁丝网上的白菜干感动。一双青筋和皱纹重重叠叠的老妇人的手，利落地把煮成乌青色的白菜从桶里捞起来，在老人公寓楼下的的铁丝网上摊开来。阳光正好，白菜帮子和老婆婆额头雪似的头发都闪烁着迷幻的光。仿佛听到黄莺在近处枝头的歌唱。在乡间，冬天晒制、储存的白菜干，到了盛夏，佐以蜜枣和果皮做汤，是消暑的上品。土气的食物，被女人轻而易举地照搬到万里外，成为全球著名旅游胜地的一幅远东乡土风景。

　　我曾被街旁肩扛50镑米袋走路的女性感动。她个子矮小，白色米袋压着瘦削的肩膀，很是触目。她在上陡坡，呼哧呼哧的喘息隐约可闻。异乡日子的重担，就这般承担着。她并没把这当回事，从车衣厂下了班，上街买菜，捎带把米也买了，省得当建筑工的丈夫到了假日开车来一趟。

　　我曾经被清晨校园旁边的一幕感动。母亲陪着女儿上学去，一路上，母亲絮叨着，女儿撅着嘴。看来，母亲的话并不中听。母亲是过来人，她太明白女儿的伎俩了，教训总是命中要害，女儿受不了，宁愿和光会哄人的父亲一起走。然而，深沉无比的母爱写在专注的脸上，为女儿抻衣服下摆的手势上，并肩的影子上。女儿迟早会晓得，母亲是最爱她的人。女儿进了校门，母亲站在围墙外，默默看着。她不懂英语，她把对今天的遗憾与对明天的期许全压在后代身上，眼神像早晨的太阳。

　　一年年，在唐人街，我和提着购物袋，袖口挂着线头的衣厂女工擦身而过；在婚宴上，和忽然不可思议地珠光宝气起来的女乡亲见面，免不了大惊小怪地叫，努力回忆上次见面是哪一年。岁月真是不饶人，刚来时我喝她们的喜酒，如今轮到喝她们的儿女的喜酒。渐渐地，我把她们忘记了。“落日故人情”，说得多确切！渐次趋于冷漠和黯淡，是余晖的宿命。谋生的忙迫和人际关系上要命的疏离，一似锋利的海平线切割火红的一轮。时间把和村头井台连带的一切解构，女乡亲的面影浮现在偶尔到来的乡梦，倒映在梦里的井水上。

　　突然，我被糕粉店女工甜甜的一声:“靓仔，馒头是刚蒸好的，买几个？”惊醒了。

　　我盯着收银机前两个穿着花围裙的身影，竭力回想，在哪里见过她们？也根本没想到到了这岁数，还有人赠予我这仅适用于年轻人的“高帽”。女工走近我，又叫了一声。我噗哧笑了，摇摇头。只有进城不久的乡下人，才认为它和称天下女人为“靓女”一样无往不胜。

　　然而，这么一来，我不得不对她细加端详。我敢打赌，她是小同乡，尽管她操着省城话。可爱的同乡几乎免不了两重误会：一，离开家乡，就得摆脱土气，最表层的土气是乡音；二，到了外国，就要摆“见过世面”的谱，“谱”首先体现在口头上。而且，我断定，她移民到这里，顶多一年，看来是个新乡里。她模样姣好，可能是被持绿卡或公民护照的男子回乡娶来的过埠新娘。

　　她也许与糕粉店的其他女同事，和我一样，来自南海滨的珠江三角洲末端。也许是井蛙之见吧，我总以为，只有我的家乡，才出产这般可爱的女人。她们未必妩媚，南国的骄阳，年复年地给她们的皮肤抹上一层褐黄，拿“肌肤似雪，吹弹得破”这些适用于“北国胭脂”的词语来形容她们，大抵和称老头子们为“靓仔”一样无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