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于1935年考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深造学习,并于1936年转入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习,拜著名的航空科学家冯·卡门为师。经冯·卡门推荐,钱学森成了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从1935年到1950年间,钱学森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但是他始终想念着自己的祖国。
但他回国的道路并不平坦。1950年夏,钱学森买了回国的船票。但第二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留。美方声称,在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发现了近800公斤的草图,笔记和照片,这些全部是技术情报。
此后五年,钱学森一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软禁。经过努力,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
综合《广州日报》、新华社报道
美一官员咆哮 宁可毙了也不让他回中国
1949年10月6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附近的一个街心公园共度中秋佳节,他们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第二年夏末,钱学森将行李以及800公斤重的书籍、笔记本装上即将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轮,随即准备全家乘坐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回国。然而此时,美国已掀起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钱学森被无端地怀疑为共产党。根据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指示,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境。
美国一位海军次长甚至咆哮道:“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回到中国!”9月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钱学森,把他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进行残酷地折磨。后来,由于钱学森的抗议和美国友人的帮助,移民局不得不将其释放,但仍然对他进行监视。
美国当局的蛮横阻挡并没有锁住钱学森的归国之心,他和夫人蒋英继续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抗争。那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经常闯入钱学森的办公室和住地。为了防止意外,蒋英毅然留在家中操持家务,以便照料丈夫和孩子。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钱学森总是在家里摆好3只轻便的箱子,以便随时可以动身回国。
摆脱特务监视 给陈叔通写信表达回国愿望
1955年6月,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一封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恳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他回国。
有学者写道:“这封信是钱学森和蒋英经过精心策划寄出的。一天,钱学森和蒋英相携出门。两个美国特工尾随跟上。他们走进一家咖啡厅,要了咖啡、点心,摆明要消磨一段时间。特工也在邻桌坐下。钱学森端起咖啡品了品,又慢慢放下,他对坐在对面的夫人说,要去趟卫生间。特工当然听清了两人的对话,钱学森起身时,他们稳坐未动。钱学森悄悄走出咖啡厅,将寄给比利时亲戚的信投进了邮筒。为了避开可能的检查,钱学森将用香烟纸写给陈叔通的信,夹进了给亲戚的大信中。”钱学森通过夫人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辗转将信寄到国内,这封信终于到了收信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老先生手中。
信中,钱学森谨以“叔通太老师先生”称呼陈老。提到自己“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表达了目前的处境。“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一句流露出钱学森希望回国的切切愿望。
“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再次表达了渴望回国报效祖国的愿望。
由于信是在烟盒纸上写的,信纸有些泛黄,但钱老蓝色、清细的字里行间无不表达出渴望回国的愿望。即使在最后“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也不忘表达归国的期望。
信件很快转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并亮出钱学森来信要求协助回国这一铁证,要求美国方面不再阻挠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回国。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同行者回忆 游览了广州的名胜古迹
“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和物理学家李整武在八日晚到达广州。”这是1955年10月9日新华社从广州发出的电讯《钱学森到达广州》中的开篇语,这也是钱学森归国之后的第一篇报道。当年和钱学森同批从美国回国的学者还有植物生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郭俊彦。昨日,年逾八旬的郭俊彦回忆了当年他们一起回国的情景。
郭俊彦告诉记者,由于所学不是同一专业,他在美国时并不认识钱学森。1955年9月中旬,第一批归国受阻的中国学者搭乘邮轮从美国返回祖国,其中就有郭俊彦,只是当年他乘坐的是另一艘船。如今年事已高的郭俊彦记忆有些模糊,但他仍然记得,1955年9月17日,从旧金山开往香港的“克莱夫兰总统号”邮船在洛杉机停靠时,钱学森携妻儿上船的情景。“他当时带着他的妻子蒋英和一双儿女登上轮船,他的妻子是学音乐的,儿女都还很小。”郭俊彦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为回国不屈不挠奋斗了5年之久的钱学森。
很多细节,郭俊彦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几十位中国学者在这个码头上相遇相识了,心里非常高兴。“轮船航行了近20天,才抵达香港。”郭俊彦回忆道。1955年10月8日晚,他们来到广州。在广州,他们游览了广州的名胜古迹,参观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当晚还应邀出席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广州分会的宴会。
外交部档案记录钱学森回国情况
外交部1956-1960年形成的档案经解密后已于今年5月10日正式向社会开放。在这批开放的1956年-1960年档案中,关于争取在美国的留学生回国问题的开放档案内容非常丰富。记者查阅到了早在1955年归国的钱学森回国情况的资料文献。这篇电传由我国著名的力学家、教育家和科技事业活动家朱兆祥执笔。
1955年10月,朱兆祥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赴深圳欢迎钱学森回国。该电文的题目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朱兆祥在电文中介绍,钱学森8日已抵深圳,当晚抵广州,游览一日后赴上海。档案中显示,钱学森归国后表示,行程中除了在檀香山、马尼拉、香港等地受记者包围外,美国当局未加阻碍,文中推测“可能由于近期美国对此态度略有改变,扣留不成,就讨好些,故未留难。”
文中写到“钱学森等留学人员经历了5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对于归国的留学生们,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感到兴奋,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到广州后,他们急着上书店买《宪法》、‘五年计划’等阅读。”
钱学森说,这五年软禁,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了美国,因此就更怀念祖国。
[钱学森为人]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和卓著的科学成就及贡献同样为人们所铭记的,是钱老淡泊名利的情怀。
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据他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在将奖金捐出时,钱老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老“不爱钱”,也不爱所谓的“名誉”“地位”和“待遇”——当年他毅然决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等职,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
“钱老这一辈子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涂元季说,比如他认为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所以其他人谁也不能坐,包括他的爱人蒋英。 ——秘书 涂元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