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量留学热多少忧心事(7日)

《留学与垃圾》一书，是一部关于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状况的报告。作者陈铁源采用新闻报道的写法、调查报告的形式，客观、真实地反映了16个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的“中国留学生问题”。书中披露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留学垃圾”的事实：诸如留学“黑中介”、洋“野鸡大学”、“签证腐败”、“留而不学”、“留学成非法移民”等等。

　　该书内容有些来自作者亲身调查，也有些是采自有关媒体的报道。作者说：“本书试图揭露‘留学黑洞’，把中国学生在国外所遭遇的多种问题客观地、及时地报告给读者，尤其是报告给那些有留学生或即将留学的孩子的家庭，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提醒人们不要盲目留学，看准了再留学。”《留学与垃圾》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本版刊载的此篇摘自该书，标题系本版编者所拟。

　　“当初为什么父母给我这么多钱！”

　　据IDP澳大利亚教育公司总经理加劳格尔预测：“全球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需求将在接下来的20年里增加90%……从澳大利亚本土注册的留学生人数来看，中国目前是澳大利亚海外学生的最大市场。”

　　澳大利亚当地华人把这些16-18岁左右的中国小留学生称为“第四代留学生”。与其他国家一样，这些留学生在澳大利亚的表现也良莠不齐。当然其中不乏杰出青少年，比如，来自河南的张征到澳大利亚时不会英文，但两年后他的考试成绩是维多利亚州第一名，还因学习优秀受到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的接见。1999年澳大利亚IB和VCE两种高中毕业会考的第一名都是从中国来的小留学生，2001年全澳海外学生高考第一名也被中国小留学生夺得。据调查，这些能做到自我约束、积极上进的孩子，无不得益于他们在国内时的良好家庭教育。

　　在澳大利亚的小留学生中，成绩平平的仍是大多数，而且，他们的英文基础都比较差。比如，有一名学生到澳大利亚将近半年，可是，他连简单的英语对话都感到困难，完整的英语还说不上100句，很难想象他是怎么上课的，其实他很多时间干脆就不去学校。

　　除了成绩差以外，还有很多小留学生“仍旧不会整理床铺，不愿洗衣服，从不洗碗。”不少父母是大款的孩子每月有汇款，或者银行中有几万美元。他们年纪小不善理财，且一下子有了大量的可支配的现金，造成挥霍且沾染了不良习气。一家餐馆曾有记录，一帮中国孩子吃饭，吃了1000澳元，扔下800澳元小费。笔者也曾亲眼看到一群中国孩子，点了一桌菜，但仅尝几口便扬长而去。

　　2001年新年，中国各大城市正在举办国外教育展览时，澳大利亚当时的一家报纸头版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孩子尽占唐人街风景》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左手一支烟，右手一只机（手提电话），有时一对对，更多时一群群……”我们有意到唐人街实地观察，果真如此。即使不是周末的白天，唐人街上照样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大部分是青少年学生。

　　据中国媒体报道，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国际语系主任陈杨国生女士是位帮助中国留学生的热心人，说起这些小留学生她大摇其头。她家住着的一位中国留学生，不到报考驾照的年龄就开着跑车乱窜。她朋友处的一位小留学生竟然不请假就随意地飞回中国待上几天。

　　翻译崔先生受朋友之托，家里开始住有从香港、山东等地来的七名中国学生，其中一男一女，认识才两个星期，便住到了一起。一段时间以后，崔先生忍无可忍，下了逐客令。对现在住在他家的几个小留学生，他也感到不满意。其中一男孩，一到墨尔本就被这“精彩世界”搞得晕头转向，吃喝嫖赌全沾了，一夜输了5000多澳元，袋子里放着避孕工具，半年的生活费不到一个月便花得精光。

　　当着崔先生这个房东的面，这个孩子打电话欺骗和要挟父亲：“我被抢劫了，已身无分文，若再不寄钱来，我就借钱买机票回来。”崔先生给这位山东某电力公司老总的公子算了算，不到一年时间，已用了近20万澳元。

　　更有甚者，请看2001年发生的一起一名中国学生被遣送回国的事件。这名学生到澳大利亚后挥金如土，开始还不断地向父母要，当他自己也觉得无脸再向家里开口时，被当地的黑社会引入歧途，合伙贩毒，被警方抓获。在机场，当地记者采访他时，他歇斯底里地喊：“当初为什么父母给我这么多钱！”

　　杭州有对夫妇的女儿是在高二时出国的，在澳大利亚学校念大学预科和英语文化补习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到处遇到赞美的目光。加上天生丽质，骨子里的那种虚荣和占有欲开始慢慢膨胀起来。先是嫌父母每次寄的钱太少，再就是觉得自己的黄皮肤不如人家的皮肤……夫妇俩每年十来万不薄的收入一分不剩地寄去，还不够“千金”开销。2002年，女儿的预科班结束前夕，夫妇俩趁着假期前往“监督”。女儿竟然委托一黑人同学前来机场，并把父母安排在一个公寓里。夫妇俩空守一天，饥肠辘辘熬到晚上，女儿才上气不接下气地敲门而入，第一句话就问：“有什么吃的，快饿死我啦！”当母亲问起学习和生活情况时，女儿避而不谈，反问道：“给我带了多少钱来？”父女俩对吵一场后，女儿接过母亲装有5000美元的信封，便起身说：“妈，你们先歇着，我回自己的地方住。”原来，她身边已有一个男“老外”。

　　“问题学生”远离父母的管束，如鸟出笼

　　第四代留学生与前三代留学生有明显的区别，除了他们尚年幼（不是读大学，而是读中学），均为自费生（没有海外机构资助，不是政府公费）外，他们还属于“包办”性质，很少是孩子自己做主的。有的家长征求孩子意见也只是例行公事，签证一下来，就是“武大矮子吃药，不走也得走”。

　　这些小留学生们，几乎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缺乏自我管理能力、个人自控意识，又长期受应试教育的高压，稍稍懂事就被课堂无休止的灌输和课后如山的作业包围，他们除了教室、家庭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独立生存与独立思维的锻炼机会，不会主动学习，生活不能自理。他们走出国门后，在松散式的教育形式且高度开放的条件下，一下子感受到全新的彻底的放松，很容易毫无防御地接受异国他乡的新鲜事物，有的被西方一些不良文化、不良风气甚至是一些不良的政治观点和意识所侵袭和腐蚀。据当地华人反映，一般说来，在国内表现好的，在海外也依然出色，一部分在国内就有问题的学生，一下子远离父母的管束，如鸟出笼。

　　小留学生的监护人和房东大部分是西方人或有西式生活习惯的亲戚朋友，他们对小留学生并不了解，文化的隔阂使他们的交流十分有限。小留学生和当地的家庭住在一起，称为“Homestay”（民宿），而那些招租海外学生入住的家庭一般并不富裕，往往还比不上孩子们自己在国内的家。孩子们会在心里加以比较，总觉得失望。打电话太频繁，洗澡时间过长，不愿收拾房间，作息时间无规律……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小留学生与房东发生不和的原因。而矛盾出现后，这些孩子不会想到检讨自己，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却总是归咎他人，认为自己运气不好，摊上这么个房东。比如有一位小姑娘总抱怨房东对她不好，想搬家。问她房东怎么不好，回答是：“他老逼我刷牙，还非让我把脸盆也洗干净；洗完浴还得收拾浴室……”像这样的孩子一年换好几家“民宿”的情况是很普遍的，换来换去，不少时间和精力就耗在了这上面。由此看来，寄希望于这些监护人或房东来管好这些孩子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对有问题孩子的管束，有时连父母自己也束手无措，他们又能有什么更好的作为呢？

　　小留学生在那里认识的人很少，感到无聊、寂寞，有空的时候，只有用手机与父母联系，上网给国内朋友发发邮件、聊聊天。这些“天涯沦落人”的感受，即使是父母也许都无法想象。

　　境外的学校也是良莠不齐的。少数学校不但办学历史不长，而且对学生的“自由”简直到了放任自流的程度。没有专人辅导学业，没有专人管理宿舍，上课的教师对时间“珍惜”到以秒计算的程度，你在他下课之后哪怕多问一句话，人家也会说一声“NO”就转身离去，更没有补课一说。还有像澳大利亚等国家，对中国实际上是有条件开放的，一些家长想选择名城名校也是期望太高。他们哪里知道，这些地方真正的名校，就连当地的富豪达官贵人的子女也未必都能进去。

　　有些留学中介“宰你没商量”

　　多数自费留学生出国留学、回国工作等事宜很少与我驻外教育处（组）取得联系，除非出现问题，需要使（领）馆出面帮助解决，他们才肯主动找到教育处（组）。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小的留学生，还没有完全成熟，处世经验不足，遇事经常不知所措，却又找不到求助对象。

　　中介机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收费普遍偏高，信誉不好，管理混乱，亟待整顿和规范。被调查的自费留学生，大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办理出国留学手续的，但普遍认为中介机构信誉“一般”或“不好”，不少机构承诺与服务不一致，让人有受骗的感觉。在调查与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留学生对中介服务机构比较一致的评价就是“太黑”，“宰你没商量”。很多人即使受了蒙骗，多交了手续费，但为了顺利办妥出国手续，也都“认了”，何况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出国留学呢？许多中介公司正是利用学生和家长的这种心理，以一般甚至是低质的服务赚取高额利润，原因很简单：求大于供。想出国留学的学生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留学中介服务机构做的都是“送上门的生意”，几乎没有一家亏本。再加上目前对留学服务中介机构的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监督措施不够有力，导致有的中介机构仅靠出租牌照，每年就可获得不菲的收入，中间的管理环节实际上处于真空状态。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北京的一家中介公司，办理到澳大利亚留学的人数最多，学生的反响也最强烈。从1999年到现在，已经有不少留学生陆续向我使（领）馆教育处（组）反映该公司收费高、服务差、暗箱操作等问题。为防止学生抵澳中途转学，该公司向每位学生收取2000澳元“大学押金”，这样一来，即使公司提供给学生的学校办学条件差，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学生也只能待在原学校，因为移民部规定：学生在来澳的一年之内，没有特殊理由不准转学，学校有义务把学生的出勤率向移民部汇报，达不到80%者签证将面临被取消的危险。即使学生通过各种途径转学成功，原来交给公司的学费也往往是“有去无回”，自认倒霉。

　　许多速成的“海归”，其实并没有多大分量

　　约翰（英文名）是一个典型的上海男孩，皮肤白皙，文质彬彬。他手端一杯“拿铁”咖啡，带着点嘲弄的味道说：“也许我可以去咖啡馆寻一个职业。”12年前，约翰的父母几乎倾其所有把15岁的他送到澳大利亚。当初去澳大利亚也属无奈，只差几分就是没踏入“上外附中”的大门。当时约翰与父母的想法一致，去澳大利亚学外语，总比在上海要好得多。于是，几乎是憋着一口气，他来到澳大利亚，相信美好的前景就在不远处等着他。

　　12年后，约翰打点行装，返回上海。虽说现在还有不少的孩子盼着到国外求学，但对于他来说，最温馨的日子，还是守在爹娘身边，吃上一笼热气腾腾、香喷喷的小笼包子。再说，他心里也一直在和当年的同学较劲。他们考上附中怎么了，考上国内的名牌大学怎么了，看他这个“海归派”现身，到底是谁更能适应上海的需要。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有那么严峻的现实在等着他。

　　他说：“我在上海属于没有根基的那种。父母都是下岗工人，为了我读书，他们到现在也舍不得买房子，还是挤在亭子间里。我知道父母的不易，在澳大利亚读书也就特别刻苦。从高中到大学再到MBA，虽说生活不太富裕，但也算可以混得下去。说心里话，还是当年一个初中同学到澳大利亚出差，我们碰巧见面，才引发了我回国的激情。按说我这个同学当年也不算出色，可他现在已经是上海一家外企的中坚力量。交谈中他似乎是在无意间泄露，和我同年纪的他，年薪已经拿到近40万。同学走后，我的心里就没停止过翻腾。说实话，我哪里比他差呀，起码我这口地道的英语，就比他自以为不错的‘洋泾浜’不知好多少。而我当时的收入连他的一半都不如，而且，东换一个工作，西换一个工作，始终没有稳定感。想想爸妈的亭子间，我终于下定决心回上海打天下。”

　　他说，早些年，“海归”曾是精英的代名词，可他回来后，询问了很多家猎头公司才知道，“我们这些出国不用考试，在大家眼里文凭不难拿的‘海归’，还有许多速成的‘海归’，其实并没有多大分量。他们说，我们这些回来的，都是在国外混不下去的人，还说如果你在国外混得好，你也不会回来。说穿了，我们这一派‘海归’属于‘臭海归’。”

　　大概两个月后，一个朋友介绍约翰到一家公司。当时，竞争职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哈佛毕业生。本来，他以为总该是在一个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可自从哈佛毕业生进门后，人事经理就根本没给他见面机会。后来他才听说，老板也是哈佛的毕业生。这种校友间的亲密照料，是别人谁都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

　　约翰说：“想想我的师兄师姐们，多数也在澳大利亚混着一个不咸不淡的工作，守着他们丰厚的社会保障生活，我的心也就凉了半截……再后来，我就去找一些收入稍低些的外企，希望能找到就业的机会，可还是就业无门。”

　　他还说：“我现在分析，上海外企在乎的是你在本专业上的工作经验，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外企之所以要在国内的分公司推行本土化进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本土的专门性人才对各方面都比较精通，可以大大减少他们的开支。而我在澳大利亚换过几个工作，本行的商业管理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实践。所以，在这些企业中，我的英文、我的文凭几乎等于没用。”

　　当然，这种“失业”并不是连一份谋生糊口的饭碗都找不到，而是能够聘用的职位与他们的期望值相差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