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今追昔，留学改变人生路(2日)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英明决策。当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国留学工作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全面开启。如今，26年过去了，截至2003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经达到70.02万人，分布在世界上108个国家和地区；留学回国人员达17.28万人，他们回国后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中坚和骨干，是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事业的生力军。

　　在小平同志百年诞辰之际，当年在小平的“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指示下走出国门的归国学子们，他们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那异国求学的酸甜苦辣，那对祖国的魂牵梦绕，还有那学成归来说不尽的悲喜交加……只有亲身经历了的人，才有那刻骨铭心的体验；也只有他们，才能道出那份历史的沉甸与厚重！

　　留学改变我的一生

　　符松(1979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现任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院长)

　　忆起当年赴英留学，符松说：“当时，我听说学校有人要出国留学，但怎么也没和自己联系起来，一时没反应过来出国是怎么回事，好几天后才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此事。”

　　那还是1978年12月的一天，刚刚开始在清华大学念书的符松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说是下午2点到工字厅集合，要到旁边的北京语言学院开会。会上，教育部宣布了来自北京各高校大约50名78级的学生被选上去英国留学，并于春季学期开始进行出国集训的事。

　　因为被选派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符松回忆说：“当时我的压力特别大，十分担心集训过不了被退回去，其实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为了恶补英语，都快到春节了，符松还一个人在宿舍苦读。“父母也很支持，但当时流行的《英语900句》还觉得比较贵，买不起，现在也记不起来英语学习的效果如何了。”

　　符松在谈起10年的国外留学生涯时，感叹道：“留学改变了我们的一生。然而，在我们国家自1978年以来发生的变化中，个人经历不过是大浪潮中的些许浪花、泡沫，真正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国外留学10年(加上后来一年在美国工作)，客观上使我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来观察中国自1978年后一步步的持续发展，思考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

　　在实验室从不觉得疲劳

　　崔国文(1978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现任清华对外学术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教授)

　　崔国文是新中国派出的首批访美学者中的一员，1978年，他和一行50人穿着清一色且式样几乎完全相同的黑色大衣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时，着实引起当时一大批美国人的注意与好奇。

　　也许我们现在常常羡慕出国留学的人，因为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留学人员各方面的条件与20多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崔国文等人留学的物质条件是相当拮据的。

　　崔国文回忆说：“当时我们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包干使用，计120美元；每人每月最高房租不得高于150美元，实报实销；每人每月零用钱30美元。手头上的钱真紧张啊。当与导师、同事以AA制一起就餐时，心中难免恐慌，担心费用太高，日后饿肚子。许多颇有意义的活动，因为要自掏腰包而不敢贸然前往。”

　　然而，也许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越容易激发人奋发求学，以求早日改变自身、国人以及祖国的落后面貌。崔国文忆起当年艰辛的求学岁月：“尽管几乎天天在实验室里干，但似乎从不觉得疲劳、从不觉得枯燥。因为重任在肩，不敢松懈。在我们首批访美学者中更有甚者，其中一位竟然在圣诞前夜一直在实验室工作至凌晨。待其打算离开实验室返回住所时，整幢大楼已经上锁，除了他，空无一人。”

　　小平讲话让我踏上留学路

　　裴定一(1978年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信息安全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裴定一在接到教育部赴美留学通知后，华罗庚教授建议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学习，因为对于本硕都是攻读数论代数专业的裴定一来说，普林斯顿大学将是他最好的进修地，那里有全世界最杰出的数学家做教授，有被世界公认的一流的学术水平。裴定一在这里看到了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也开始贪婪地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

　　“值得庆幸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又在世界顶尖级数论大师志村教授的指导下重新开始了数论研究。”裴定一说起当年在美求学的经历，感慨万千，“我夜以继日地研究了一年多时间(指裴选择的研究课题)，最后终于得到了结果。而我所获得的结果发表在‘美国数学会论丛’上，被国外有关文献多次引用。”1989年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如今，不仅在数学领域，而且在密码学、网络信息安全领域，裴定一都卓有成就。忆起那段对他人生影响深远的留学岁月，他说：“小平同志的一次讲话，让我踏上了留学之路。而在普林斯顿的留学，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感到要学的东西太多

　　万钢(1985年留学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现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教授、博导)

　　作为小平同志扩大派遣留学生政策的受益者，万钢是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大军中的一员。当时研究生毕业的他，过五关斩六将，最终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赴德攻读博士。

　　1985年，万钢等一行人来到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他在学校的机械所做博士，同时给教授做助教。他这样描述他当年的感受：“在这里我第一次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这里大学的学习条件太好了，查资料非常方便，而且资料内容之丰富是国内难以想象的，最关键的还是这里的实验条件非常先进……也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国外不同的教研方式：在德国，教授对博士生的指导，从来不说你应该如何如何，而只是提出一些问题，让你自己去思考，去解决。这样的一种学习方式，使得万钢在博士学习期间的实际动手能力、独立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创造性地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万钢在他的文章《带着梦想去留学》中写到：“回想留学德国的这段经历，对我整个人生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我从一个学生一步步地成为有一技之长，能为国家做点贡献的人。然而，总结这一段成长经历，是国家的扩大派遣留学生政策给了我机会。”

　　更主要的是吸纳与发现

　　张冶文(1989年留学法国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学院，现任上海同济大学物理系教授、博导)

　　出国之前，张冶文已经在西安交通大学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的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冶文遇到了来自法国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学院的Lewiner教授，他邀请张冶文到法国他的实验室作访问学者或者博士后，于是，张冶文1989年10月踏上了前往巴黎的征途。

　　“在ESPCI(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学院)的那些日子里，我从事着固体电介质中的空间电荷问题的研究，Lewiner教授所领导的小组在这一领域一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段时间的工作，我不仅学习、掌握和发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技术与方法，也使我自己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站稳了脚跟，这为日后的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法国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那里所学到的，并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我与Lewiner教授和ESPCI之间愉快的合作，还有与法国多家学校和研究部门的合作，使我有可能让我的学生们有机会走出国门，去感受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环境、先进的科学理念和异国文化。我自己的经历使我认为这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人们常说的‘开阔视野’，更主要的是学会时时注意吸纳与发现。”张冶文在总结自己6年的法国留学经历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