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难忘的留法经历
在中国留学史上，1964年、1965年我国公派出国，1967年初又全部被召回国参加“文革”的一大批中国留学生的经历，占据着十分独特的一页，它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是空前的大概也是绝后的。我曾是1965年派往法国的留学生的政治辅导员之一。在巴黎的近一年半时间里，我们基本上都是集体行动，如同我国在法国巴黎办了个法语学习班。这样具有突出特点的留学，历史不该忘记。36年过去了，对此我仍记忆犹新，一切都还那样清晰……
第一眼的夜巴黎——
辉煌耀眼的霓虹灯下，首尾相接的汽车缓慢滚动，老爷太太们牵着狗，……我们眼观巴黎繁华夜景，心里默诵毛主席语录：资本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10月14日晚9点多，我们穿着一律的衣服，提着一律的箱子，告别首都北京，踏上驶往莫斯科的中国火车。5天5夜后到达莫斯科，休息了3天，接着又在前苏联的火车上颠簸了整整2天2夜，经波兰、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和比利时，于25日夜幕降临的时候踏上了目的地巴黎——这个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
坐在接我们的大轿车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地看着窗外的一切，仔细观察着这个陌生的新奇世界：辉煌的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首尾相接、塞满街道、缓慢滚动的汽车，老爷太太牵着的狗、穿毛背心的狗、坐在汽车里的狗、在饭馆里与主人同桌啃排骨的狗，……当时在北京这些都是看不到的，而且是被认为绝对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东西。
除霓虹灯、汽车、狗以外，我们还特别注意到人们的穿着，尤其是女人们，也不怕冷，差不多都穿着裙子，腿、胳膊、胸脯或者脊背都露在外面，嘴唇抹得红红的，烫着奇形怪状的头发，我一下子想到在北京形容资产阶级太太小姐的顺口溜：捞鱼的胳臂，过河的腿；火烧的头发，吃孩子的嘴。……
一切都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我眼花缭乱，晕头晕脑。但是，我的心里十分清醒，脑子里出现了一连串的词语：眼前这一切统统都是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作风，表面繁荣的资本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优越舒适的生活——
住集体宿舍，吃大伙，坐大轿车，衣、食、住、行一切不用个人操心
巴黎市郊ROBINSON区附近的一个斜坡上，两座楼房一上一下，组成一个住宅小区，中国大使馆在这两座楼里买了20来套房子。我们就在这里吃、住和自习。
小区整洁，幽静，人们都彬彬有礼。每天有专人来擦洗楼道楼梯，清扫院落，树木花草也有专人修剪管理——据说这是个中产阶级区。
我们的住室或3室2厅，或2室2厅，厅很大，用来开会等集体活动。卧室，大房间住4人，小房间住2人，和国内一样上下双层架子床，不过，我们的床垫子较厚，睡上很舒服；每人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台灯。卫生间和厨房总有热水用。
高教部派了2名炊事员专门为我们做饭，吃的饭菜完全和国内一样，大米饭、小米饭、馒头、面条、稀饭，家常菜，随便吃。小米、酱油、醋、五香面、咸菜、臭豆腐等等据说都是从香港买的，因为那里便宜。偶尔买法国的面包棍代替馒头。
有一辆大轿车，国内派了一名司机专门接送我们上学。偶尔由于司机生病或者车要修理，我们才乘坐地铁。
平时用的文具纸张笔记本等等，在一个房子里放着，无人管，谁需要谁就自己去拿，登个记就行了。总之，衣、食、住、行，学费、书费、水果等等，应有尽有，不需要个人花钱买。
我们每人每月领津贴70法郎(那时1法郎=人民币5角钱)，大家都积攒下来了准备买东西。当时有个规定，每人可以买“三大件”：手表、收音机、照相机(或者打字机)各一件。这在那时的巴黎已经算不了什么，用两三个月的津贴就可以买全。但是留学生管理小组要我们辅导员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节约国家十分宝贵的外汇，自己不买“三大件”，并向同学们提出倡议：不买“三大件”。虽然是倡议不是规定，但同学们很自觉，没有一个人买。需要不需要呢﹖很需要。为了解决学习上和生活上的需要，公家给每套房子里买一只闹钟，专人负责每天上发条定闹的时间；每个班一只收音机，专人负责每天晚上10点半钟打开，集体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欧华侨的普通话广播；打字机总共只有一台，放在一个房间，大家共同使用；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在饭厅，每天晚上开，谁想看谁去。十分遗憾，没买照相机，我们虽然参观过不少地方，却没有留下照片。我在法国总共只有三四张照片，都是使馆同志或者新华社记者给照的。我出国时是打算到巴黎买只手表的，当时手里有钱，又很需要，却不敢买。无可奈何，就托在北京工作的一个同学去高教部财务处领取了我110元工资，听他说在西单亨得利钟表店排几个小时的队买了一只刚上市的“北京牌”手表，再托人捎到巴黎交给我。这种事只能发生在那个时代，现在说给谁都认为是笑话。
上学——
像学前班或一二年级的小学生
我们上的学校叫L’ALLIANCE FRANCAISSE(法语协会)。听说，1964级的同学也是先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多过了语言关后，才转入正规大学的。我们去时，他们已经走了。
说是在法国留学，其实，开始一个很长的时间与在北京上小学或学前班的小孩子一样；也好像把一个在北京办的法语学习班移到巴黎，因为是中国学生单独编班，老师也比较固定。
每天早晨，我们就着咸菜或鸡蛋吃馒头喝粥，接着，坐上大轿车，差不多半个小时后就到学校了。我们的老师开始是个老太太，她进入课堂的第一句话总是“孩子们好!”然后就一句一句教我们说话。她手里拿着一支钢笔用法语说：“这是什么﹖”我们大家扯着嗓子齐声用法语回答：“这是一支钢笔!”然后，一一单个教练，老师不厌其烦地反复说反复写反复正音，让你看着她的口形。到11点半，口干舌燥地走出学校，我们的大轿车停在那边，司机向我们招手像家长一样迎接我们。登上车回家吃饭；吃饱饭睡午觉。下午自习。
大轿车偶然出毛病送修，或者司机生病，我们便乘地铁上学。每当这种时候，我们是很高兴很开心的，因为可以体验出国的感觉了。你看，我们穿着一样的衣服，提着一样的书包，行走在马路上、地铁里，很显眼挺惹人注意的。我们也得以仔仔细细地观察这个城市的一草一木。
法国人注意穿戴，讲文明礼貌，“你好”和“请原谅”总是挂在嘴边上，上下地铁时人多，难免相互接触一点，所以上下地铁的路上就充满了请原谅的声音。见面说话前先是一声你好我们那时没有说礼貌用语的习惯，并且视这些为臭文明，虚伪。更不要说到处的广告，到处的拥抱和接吻，我们是不屑一顾的，尤其是青年男女互相抱得特紧，亲吻时间很长，我们有的同学斜着眼骂：“德行!”
语言环境问题——
同学们希望接触法国人，要求说活生生的法语。怎么办?
随着时间的推移，词汇量的增加，同学们说法语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不满足每天与老师的几句简短的会话，希望和法国人说话，了解法国社会，说活生生的地道法语。作为身居巴黎的人，这本来不是个问题，但是由于我们思想不解放，怕这怕那，在管理上谨小慎微，纪律森严，所以就成了问题。
同吃、同住、同学习，上街也得三人同行，差不多一切都是集体行动，不许单独接触外国人等等严格的纪律约束，确实限制了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求同学们在不违反纪律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利用一切机会和法国人说话，鼓励大家利用课间休息，尤其是乘地铁时，主动找人说话，练口语。常常是我们几个人围着一个人在说个不停，很热闹。所以大家很希望大轿车永远在修理，或者司机经常生病，以便乘地铁。
有一次，在地铁里遇到一位台湾学生，我和他说话时都很激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时在巴黎街上经常能看到黄皮肤低鼻梁的人，总以为是中国人，很有点亲切感，想拉话。使馆同志说，黄皮肤的不一定都是中国人，即使是中国人情况也十分复杂，要注意。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和黄皮肤者主动拉话。1966年秋，一次在地铁里和我坐在一条椅子上的是个黑发低鼻黄肤青年，头发梳得光光的，皮鞋擦得亮亮的，裤线烫得笔直像萝卜削的一样。我发现他在打量着我，我便用法语说：“先生，您是……”他说：“先生，大陆来的吗﹖”
“不，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呢﹖”我也用法语，一字一板。
“中华民国。”
“噢，台湾!那是中国的一部分。”接着，我问他台湾的情况，他问我大陆的情况。他说“大陆人民喝大锅青菜汤、三个人穿一条裤子，真是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我说“台湾人民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呢”，他说我是“上了共产党宣传的当”，我说他才是“上了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当，而且执迷不悟”。我们说话虽然声音不大，但都很激动，十分严肃，针锋相对。我斩钉截铁满怀信心坚定有力地讲：“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光复大陆!”他说这话时也加重了语气。我要下车了，对他说了句：“走着瞧，看谁解放谁!”抬起屁股向车门走去，连手也没敢和他握一下。
星期日的度过——
去使馆听传达文件或黄镇大使的报告，看电影，或参观名胜古迹、逛公园
星期日我们的活动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一是去使馆，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一两次，听传达中央文件，或者听黄镇大使作报告，讲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或者看国产电影。每次去使馆，大家都十分高兴，像回国回家一样，黄镇大使和管政务的朱霖同志!黄镇夫人等领导同志像慈祥的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高兴地在院子里等候，见了面亲切地问长问短，关心备至。黄大使不是生硬地对我们进行说教，而是形象生动有趣地“聊天”，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
星期日参观名胜古迹、逛公园，去附近的游泳馆游泳比较多。我们不但去过卢浮宫、凡尔赛宫、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还参观过一般旅游者不去的地方，如周恩来等革命老前辈当年在巴黎勤工俭学时经常集会的地方——蒙太乙(MONTARGIS)的一个小咖啡馆、巴黎公社墙、巴黎郊区的贫民窟等。记得，参观卢浮宫时，不知是无知还是麻木，还是不敢看不屑看，大家走马观花，未表现出应有的欣赏兴趣；尤其是不少人对那些非常美丽的裸体画想看又不敢看的样子，很是尴尬，个别人甚至认为这是绝对的资产阶级东西，“不堪入目”。但参观贫民窟时，看到住在堆积如山的垃圾场破汽车里或者用破铁皮烂砖头搭的棚子里的贫民，在一个水龙头前排着长队，空气污浊不堪，……大家不约而同地高唱起《国际歌》，歌声悲愤激昂，个个泪流满面。回来讨论谈体会时，都说要好好学习，奋发图强，高举反帝的旗帜，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
时间长了，接触的外国人多了，产生的这样那样的影响必然就多，为了防微杜渐不受或少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们规定每星期要开一两次“消毒会”，每个人在会上都要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先自己进行批判，然后大家共同批判，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消灭在萌芽状态。每个班都有从解放军部队选来的“五好战士”学员，他们政治觉悟高，总是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一切，批判一切，不讲究穿戴，在“消毒会”上，他们常说要人在花花世界，但思想不能羡慕花花世界，穿西服革履是在这里的学习环境需要，思想上要把西服当工作服来穿，把皮鞋当作草鞋来穿。这些话成了大家的格言。
要求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一些激进的同学在使馆贴小字报，声称“造反”。回国礼品：圆珠笔、尼龙袜……节约的钱不买“三大件”全部上缴。
国内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乱了我们的学习秩序。使馆党委针对我们的思想情况，多次强调“要内外有别”、“国外不能搞运动，不能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是，一些渴望回国参加“文革”的同学不大听，开始进行议论，后来发展成争辩，到1966年6月21日个别同学到使馆贴小字报，摆出一副红卫兵造反派的架势，说使馆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行动干扰了使馆的正常工作，影响很不好。宋之光代办和留学生管理小组的同志进行劝解，无论怎样做工作都不行，无济于事，只有让黄大使亲自出马了。第二天，黄镇大使给我们做了一次高水平的报告，从内外有别、安全保密、组织性纪律性等方面讲道理，进行正面教育，对“宁左勿右”及知识分子狂热性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有分寸且很有分量的批评。他语重心长地说，国家花不少钱把你们送到这里，是要你们学好法语，以便将来担当更重要的革命工作，目前国内别的革命任务无论多么大，用不着你们操心，你们也不必操心。这个报告，提高了大家的认识，解决了绝大多数同学的思想问题。黄大使很了解同学们的想家心情，为此，10天后，即7月3日星期日黄大使及朱霖同志、各位参赞、使馆工作人员和所有留学生200多人，去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游览，他深情地说：“你们想念父母，我们想念自己的儿女，咱们一起玩玩，你们像在自己父母身边一样，我们像见到了自己的儿女。”这次活动，使大家在感情上得到了抚慰，情绪稳定了许多。
平静了几个月。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每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以及报纸、法国电视的极其鼓舞人心的大量新闻报道，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形势对同学们的吸引力很大。10月底，极少数人又忍不住了，要求重新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批判资产阶级留学生管理制度。我管的班里有个别同学表现甚为激烈，我怎么说也不行，束手无策，感到无可奈何。11月3日，留学生管理小组的梁玉岱同志悄悄地通知我晚上去使馆汇报情况。到了使馆才知听汇报的是黄大使，我照着笔记本上的记录原原本本把几个同学的言行向他汇报，他听后一声长叹，说：“在这些孩子身上我花的时间和精力不少了啊唉……”无可奈何地摇头。最后他说了他似乎并不愿意说的话：“唉，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个别学生实在不听话，硬要在这里胡闹，只好把他送回去，国内是有这个指示的。”我听了后心里有了底，觉得有办法了，表示很赞成。他说：“你心里有这个底就行了，可不要给同学们说!”
两个月后，即1967年1月18日，黄镇大使亲自来留学生住地传达中央关于要求所有公派出国留学生向所在国请假半年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大家听后欢快雀跃，兴高采烈，黄大使也一下子卸下了包袱，真是皆大欢喜。
同学们纷纷花一点钱买了圆珠笔、尼龙袜子(那时我国这些东西好像还很少，而且质量比较差)之类的小礼品，按规定烧了所有日记，上缴了节余的所有法郎，把被褥毛毯等按进箱子里，于1967年1月24日告别巴黎，登上了去莫斯科的飞机。1月25日，在莫斯科，我们以造反派、红卫兵的心态和架势雄赳赳地去红场给列宁、斯大林敬献花圈，结果被苏联军警痛打了一顿，血洒红场，个个鼻青脸肿，好几个同学肋骨、鼻梁骨被打断；然后，1月26日，我们气昂昂地高喊着“打倒苏修”的口号，坐着中国火车于2月1日回到北京，被称为“反修战士”、“反修红卫兵”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