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曾被称为一个时代的故事。不断有人出去,不断有人回来,随着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这个群体被冠上了一个称呼——“海归”。
创业型
这是被最多人所熟知的一类。正是一批在互联网热潮期间回来的人,催生了"海归"这个称呼。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在这个崇尚财富的时代,他们的努力依然受到尊敬。
分居型
更多的"海归"没有选择自己做老板。
A先生是80年代的留学生,夫人、孩子相继出国,全家都拿到了美国绿卡,几年前,他选择了孤身回国。现在,他在宝山的一家美资物流公司任高官,而夫人仍然在美国,一边工作,一边照看正在读书的女儿。和普通人相比,他的收入很高,但他忍受的是与家人两地分居的痛苦。好在按他自己的话说,他们这个年纪的人什么苦都吃过,现在这点苦实在不算什么。A先生也考虑过自己当老板,他也出钱购买过一家基因公司的股份,但这笔生意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显现出盈利的迹象,所以他仍和以前一样,只在圣诞节的时候飞回美国与妻女团聚。
候鸟型
同样是80年代的留学生,B教授与夫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要多一点。他现在在美国一家知名的公立大学任教,同时又被上海的一所重点高校聘请,兼职授课。一年几个月在美国,还有几个月在上海。在上海,B教授享受"长江学者"待遇,年薪10万加住房,虽然不算高,但他研究的是国际关系,在美国也不是能赚大钱的专业,除非进入最高决策圈;而在上海,他享受学术上更大的发挥空间,他几乎是一个人带出了学校里的一个专业。
他也考虑过结束候鸟般飞来飞去的生活,留在上海,但他的夫人仍然继续在美国高校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使他迟迟下不了决心。不过,据说他夫人不久将有机会到香港工作,到时候一个人在香港,一个人在上海,也许比现在要更近一点。
回派型
比起80年代的留学生,90年代的留学生的生活似乎更单纯一些,留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获取奖学金的机会,决定是否回来的时候也不用太多考虑家庭问题,因为他们根本还没有机会考虑这个问题。
C先生的运气不错,90年代到纽约读MBA,毕业后被一家跨国公司的当地机构录用,后被派回国内,负责该公司在中国业务的发展。在别人看来,他也算是志得意满。
不过,由于总公司的战略调整,公司在华业务的指导思想最近从扩张变成了保守,C先生私底下也有了跳槽的想法,另一个让别人替他费心的是婚姻问题,毕竟三十好几了,但他自己似乎挺满意现在的单身贵族的生活。
义无反顾型
和C先生比起来,D先生的回归更显得义无反顾。去年在获得美国MBA证书后,他即刻收拾行李回到国内。
但这种义无反顾多少让他吃了点苦头。国内的就业形势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红火。他的第一站是北京,出国前他曾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没有什么收获,后来又到上海,同样没有满意的工作,待了几个月,打点行李又去了北京。现在的工作仍然不能让他满意,但他能做的只是骑驴找马,等待更好的机会了。
在职培训型
比起D先生来,E先生的回归顺理成章。出国前,他在一家国营单位工作,小有成绩,并被列为梯队培养对象。后来他申请了英国的一所学校读硕士,单位出于培养的考虑,替他报销了在英国一年的学习费用,也算是公派留学了,夫人也有机会去英国陪读。
这一年中,原单位人士调整频繁,他担心回来后没了自己的位置,也曾考虑过另谋高就,但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原单位。单位内部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E先生似乎没有把自己归为"海归"一派,对他而言,一年的海外学习,几乎就等同于在国内某地的在职培训。
半路回家型
大部分"海归"至少也要等到学业结束才会回国,但越来越多的人读到一半就回来了。
F小姐两年前技术移民加拿大,她拿政府补贴进学校学习,计划在加拿大读几年书后再考虑是否回来。但去年底,有猎头公司为她提供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而她也忍受不了加拿大的了无生气,于是就提前回来了。
打尖型
H小姐出生于80年代,中学没毕业就去了英国,去年,本科学业尚未读完,听说上海很热闹,就申请延期毕业,飞来上海,进了位于南京西路上的一家香港公司实习。她给自己定的实习期限是一年,今年10月仍要回英国继续读书。
她甚至还没有决定,未来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她说她来上海的目的是积累工作经验,在很多情况下,这比文凭更重要。但她同样希望能拿到更高的文凭,上海之行让她发现,身边的人实在都非常了不得,都是硕士以上,而且都会两国以上的文字。
这促使她进了上海的法语培训中心,周末两天,她要读一天半的法语,她希望大学毕业后能继续到法国留学。至于什么时候再来上海,她现在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