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研究所通知我准备派我去日本进修时,我感到高兴之余又有点失望,多么盼望能到美国或英国那样的英语国家学习,让自己苦学了多年的英语有个实战的机会。但现在却让我去日本,还要从头学日语,真有些遗憾,但不管怎么说去日本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在沈阳进修了半年日语,但日语还是一塌糊涂。到临行时,自己心里不禁哆嗦起来,妻也为我担心,情不自禁地问我:“你去日本,行吗?”我硬起头皮,学电影里面英雄人物的样子说:“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真到了日本,困难倒比我当初想象的少得多。研究室里导师教授和助教授的英语都很好,用日语讲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用英语对付,研究工作也和我在国内所作的差不多,轻车熟路并不费力。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大麻烦,到超市买东西每样商品上都写有价格,算帐时收款小姐还要给我鞠个躬,心情真不坏。可是事情总不会让人样样都满意,我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远,要坐半个小时的地铁,不象在国内那样,宿舍就在研究所旁边,走五分钟就到办公室。
在每天早上的上班时间,日本的地铁也很拥挤,这常常让我感到仿佛是坐在北京的地铁里。不过我总是不习惯日本地铁里的安静,车里挤着那么多人,却很少有人说话,好象是聋哑人专车。幸好我住的地方是地铁的起点站,我总能有座位坐。也许是有一种特殊力量的引导,我每次总要下意识地走进第二节车厢,坐在左边一排座位最靠里边的位子。周围的日本人乘客都在闭目养神,有人甚至真的睡着了,但我坐地铁时却高度紧张,生怕坐过了站。
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她的,大约是我开始乘地铁的一个多月后吧。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和一般的日本上班族小姐一样,身穿素色服装,身前挎一个和她娇小身材不相称的大提包。她的眼睛不大,却很有光彩,但是嘴角却似乎总是留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她的头发是齐肩的短发,但偶尔也梳两个辫子,这时就显得很象中国姑娘。
我之所以注意到她,是因为她总是站在我的面前。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偶然,但一个多月后我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必然的原因。我上车的起点站叫“大谷台”,地铁过了一条叫“柳川”的小河后进入中心市区,车厢里骤然变得拥挤起来。她在“柳川”站的下一站“松原”站上车,我则在松原站之后三站的“冈崎”站下车。看来她真聪明,很快发现我在她上车后很快就要下车,而且还总是坐在一个固定的位子上,于是她上车后就站在我的面前,等我一下车她就能有座位坐。可能她还要在地铁中乘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车,站着乘车毕竟要比坐着乘车辛苦得多。
刚开始我们之间还没有什么,但一个多月过去后,彼此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异样的关系,每天坐地铁好像有一种“约会”的感觉。不知从哪天开始,她上车后就要朝我点头微笑一下,我也对她点头微笑一下表示回应 。我很喜欢看她的微笑,她笑起来就会把平时脸上的那种淡淡忧伤一扫而光,虽然谈不上妩媚,倒也楚楚动人。在日本也经常有人对我微笑:商店的售货小姐对我微笑,但那一看就知道是缺乏真情的商业性微笑;在学校碰到老师同学时,他们也会对我微笑着打招呼,但这也立即让人明白是一种逢场作戏的礼仪性微笑。唯有她对我的微笑,让我感到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微笑,也许她是感谢我每天为她“占座位”吧。
我到日本后人生地不熟,只有别人帮我的忙,从来没想到我能帮别人什么忙。可是在地铁里遇到她后,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还能为别人作点事情,想到这里自己也不禁有几分得意。本来坐地铁是一天中最无趣的事,但不知从何时起,我已经把坐地铁看作是一种无言的约会,把看她那真情的微笑作为自己一天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虽然我每天早上与她相逢,但晚上坐地铁回住所时,却从未遇到过她。可能是因为她下班早,而我回去晚,一般我都要到晚上八点多以后才离开研究室。偶尔我也有下午五、六点钟回去的时侯,但也从未碰到过她。她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来坐地铁,星期六则不来,我想那一定是她上班的公司星期六休息,因为日本大部分公司都是每周五天工作制,但我们的研究室却星期六还要作研究工作。因此每周星期六乘地铁就难免让人感到有一种缺少什么似的遗憾,有时侯也有象她一样的上班族小姐站在我面前,在我下车后坐到我的位子上,可那毕竟不是她。看着别人坐到我的位子上,还真有点不情愿。
一天早上我走进第二节车厢,忽然发现一群学生已经占坐了我平时的最靠里面的座位,我只好坐到车厢中间的位子上。地铁到达松原站后,我看到她在人群中拥进车厢,然后直奔我平时坐的位子。要是在中国,我一定会向她大声喊:“我在这里!”,可是日本的地铁里太安静,我不好意思大喊,只好眼看着她挤进人群不见了。这时我突然想:她看到我不在平时的座位上,会不会感到失望呢?尽管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却想象着她失望的表情。下车的时候,我夹在人群中从另外一个车门下车,我怕她看到我,怕她认为我不守信用,没有承诺我为她占位子的“默契”。
第二天,我特意提早十分钟赶到车站,这时地铁车辆还没有进站。我站在第二节车厢门口的位置上,等地铁一进站就第一个上了车,这下可没有人能够抢我的座位了。这一天她又来到我的面前,不仅向我点头微笑,还向我小声说:“早上好!”,我慌忙也回了一句“早上好!”。刚才上车时我还觉得自己专门提早赶到车站,为一个不相识的陌生人占座位是不是可笑,但听到她向我问候“早上好”后,忽然感到心里一阵畅快。下车后,我一路哼起了流行歌曲:“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情谊。。。”。
从此她上车后不仅要对我点头微笑,还会轻声对我说:“早上好!”。我也每天提早十分钟到车站,尽到我占位子的“义务”。对于一个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人来说,她的微笑,她的问候,会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温暖。那个星期天我给妻写信时,把我为她占座位的故事详尽写了一番,可是粘信封时又觉得不妥:“我告诉妻我为一个不知姓名的日本小姐占座位,她会不会多心呢?”我把已经写好的信从信封里抽出来,但转念一想,这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说出来心里也痛快,又把信放回了信封。不过当我走到邮筒前,心里又出现了犹豫:“现在毕竟是我们分离的时期,告诉她这样关于女人的事恐怕容易引起误解,还是不说为好。”我再次把信从信封中取出,重新写了一封汇报学习生活情况的家信。
那是二月份的一个星期三,她没有来。为什么我会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三?自己也不清楚。当时我不禁感到一阵担心:“她病了吗?她家里出事了吗?”然而星期四她还是没有出现,我心里有些烦躁起来,做实验时心不在焉,竟然失手打翻了自己准备了一个星期的样品。我自己也感到有些奇怪:“为一个陌不相识的人瞎操什么心?”可是到星期五,她还是没有出现,我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失望和伤感:“她再不会来了吗?”这时我才明白她在我的心中竟然占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我对她的感情既不是爱情,也不是友情,真是一种奇怪又复杂的感情。
星期一早晨,天气很冷,天上飘着蒙蒙细雨,中间还夹着雪花。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地铁,心里想着:“我能见到她吗?”我坐的位子是背对站台的,当地铁开进松原站时,我忍不住把头扭过去透过车窗向站台张望,终于在人群里看到了她。她今天多穿了一件米黄色风衣,但下身还是穿着裙子,我不由地想:“这么冷的天,她不会感冒吗?”就在我向她张望的时候,她也正好向我这边看,两个人的目光正好碰到了一起,可是我们又立即把目光下意识地移开了,毕竟男女之间这样的对视让人感到有些不自然。
她象往常一样挤到我的面前,好像有些歉意似地对我小声说了几句话,我日语的听力本来就不行,她说的声音低,速度又快,我没有听懂她说的是什么,但我听出几个词来:“我。。。流感。。。休息。。。”我立即猜出来她是因为流感在家休息而没有上班,我本想学着日本人的口气说:“你不要紧、没关系吧?”,可是没想到话到嘴边竟然变成:“我。。。没关系。”听了我的话,她先是一愣,过了片刻用手捂住嘴笑了起来,我也跟着莫名其妙地傻笑起来。她笑了好长时间才止住了笑,我第一次见她笑出声来的表情。我不知道她笑的原因,大概是我说话太离谱了,难免不让人发笑吧。
一切又恢复了原样,我们每天早上七点五十分在地铁中相逢,七点五十五分分手,我们按时赶到这里,来实践我们之间的无言之约。尽管我们相约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分钟,但我觉得这五分种是一天中最长的五分种;尽管我们相约的内容只有一个会心的微笑和一句“早上好”的问候,但她那真情的微笑和问候,使我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感到一种被人关心的温暖。如果她是中国人,我一定会问她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请她有空到我家里来玩。但她是日本人,我不清楚日本的礼节,不敢随便问她。
有一天她上车后突然向我说了几句话,她讲话的速度很快,大概她并没有认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没有听明白她的话,但还是装作明白地点头“哈矣”了一声,她以为我听明白了她的话,没有再说。我下车后忽然感到一阵后悔:“当时为什么不问清楚她讲的是什么?”不过我猜想她是告诉我她明天,或者是以后几天有事不来乘车。第二天她果然没有来,证实了我的猜想。我没有向她表明过我的心思,但她却能明白我的心情,知道我会为她不来“赴约”而感到不安,所以提前告诉我她明天不能“赴约”。看来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并不是非依赖语言不可。第三天早上的七点五十分,她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的微笑中好像带着一种“失约”的歉意,这种无言的歉意大约只有我能体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