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人出国 总感到很受伤
中国人现在出国的多了，国外关于中国游客的报道，也就相应多起来。
记得是去年吧，《纽约时报》一篇发自泰国的通讯是这样开头的：这艘游船看上去与西方游客包的船一样，但你马上就知道它是不同的，船还没有出发，供游客在途中享用的食品已被哄抢一空──原来包船的是中国人。这本是你我熟知的国人见了免费食物的必然德性，但某些好同志如果不幸读到，肯定要挥拳愤怒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纽约时报》造谣可耻！”“中国人民的感情被伤害了！”
确实，大陆中国人只要出国，感情几乎必然受伤害。被人讽刺行为不检点，那算小事；比较大的问题，还在于历史事件的记忆和理解。
网上曾经流行一篇文章，《我带领中国“公务团”遍寻红灯区》，说的不知是真事还是讽刺。作者自称是在欧洲专带中国团的导游。有一回，他带的公务团要找红灯区。略知英语的某团员问当地人，哪里有ｒｅｄｈｏｕｓｅ（英语“红房子”）。当地人见是中国人，就把他们指引到马克思故居。马克思的诞生地德国特里尔市，如今常有中国游客去参观。故居纪念馆现在由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管理。馆内有个“马克思在中国”专柜，陈列了一些国人见了失语的往事旧照。有些好同志向馆方提出要求：中国现在变化很大，用一些新照片来代替那些旧照片吧。女馆长却告诉记者：中国的官方历史，我是不承认的，我不需要中国人来告诉我如何展示历史。
这类文化冲撞，对我国形象在发达国家的下滑，大概也有所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象在国际上总体上升。但今年的佩尤全球态度调查（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ｖｅｙ）发现，我国在非洲威望很高，在欧美有待重新崛起。就举德国为例子吧：德国受访者中，对中国有好感的比率，竟从去年的５６％跌到今年的３４％。
其实，同一段历史，两种叙述甚至多种解释，本是国际间普遍现象。中国和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易手叙述不同；中国和印度对１９６２年的边界战争叙述不同；中国和越南对１９７９年的边界战争叙述不同；中国和韩国对历史交往和朝鲜战争的叙述不同；倒还是中国和日本，对唐代以来的两国关系大致叙述相同。前年，中日韩三国学者合编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了。据《南方周末》（２００５年６月２日）报道，中方参与者就说：“（与日本相比）倒是我们和韩国学者争论比较多。主要是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出兵朝鲜半岛的性质问题。在韩国的教材里，甲午战争是中国军队出兵朝鲜，也被看做是‘侵略’。中方学者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与朝鲜是藩属关系，朝鲜向中国纳贡，不能等同于近代的侵略。”
我国学者非要跟韩国学者争论一百多年前的某事件是否“政治正确”，实在说来，有点思而不学，至少是不学国际学术常规。英语里有句话，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ｉｓｅｎｔｉｔｌｅｄｔｏｈｉｓｏｗｎｏｐｉｎｉｏｎ。笔者中学时背《英语９００句》，背到这一条，心里一高兴，原来每个人都有形成自己意见的权力，并不是非要官云亦云的。韩国学者可以有他们的不同意见，没必要强求一致。不过，那句９００句之一，有时后面会接一个转折，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ｉｓｅｎｔｉｔｌｅｄｔｏｈｉｓｏｗｎｏｐｉｎｉｏｎ,ｂｕｔｎｏｔｈｉｓｏｗｎｆａｃｔｓ──你可以有自己的任何意见，但不能有“自己的”任何事实，事实必须是公认的。每个人都要尊重公认的事实，但允许对事实有不同理解和阐述。我国学者和韩国学者首先应该争论史料的真假，清查双方记录里的文过饰非。
曾有史家套用“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语言分开的两个民族”这句俏皮话，称英国和法国是被同一历史分开的两个民族。两国历史紧密纠缠，打过两场“百年战争”（１３３７－１４５３和１６８８－１８１５），还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中分别加入敌对双方，年数短些的武装冲突则不计其数。两国对史实无异议，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历史记忆不同。比如，对第一场“百年战争”，英国人记得的是英军在阿艮格以劣势之旅大败法军。英王的战前动员，被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亨利五世》中写成传世名言。但法国人记得的是他们在圣女贞德领导下，终于把英国人赶出法国。又如，对第二场“百年战争”，英国人更爱讲拿破仑在他们手里遭遇滑铁卢。法国人更爱讲的却是滑铁卢之役，法国将军康布罗纳对英军要求投降的回答，是暴喝一声“屎”！雨果就曾在小说《悲惨世界》中写道：滑铁卢的胜利者不是拿破仑，也不是英军统帅威灵顿，滑铁卢的胜利者是康布罗纳。雨果写下了法国人的传世名言。
各人记自己愿意记的，一点也不妨碍英法两国做生意，通文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战后在国际事务上勾心斗角。
如果想不通这一条，非要否认事实或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在别人头上呢？有位北京“十佳”中学生，父母担心他接触阴暗面，连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都不让看。他被美国名牌大学录取后，选修了几门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温室花朵料不到的是，每一门课里的叙述，都和他在中国学过的很不同。他到处找同学解释，表情严肃，话语滔滔，终于讲到人见人怕，见他就躲。该生渐渐陷入自闭状态，被迫休学一年。
非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早晚搞到谁都不理你。
甚至强大如美国，照样逃不开这一教训。上月（６月）１４日，美国三大外交老人，前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前总统老布什的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联袂出席一个电视讨论会。三人所属党派不同，很多问题上观点不同，但他们的看法有一点完全相同：这是一个变化中的世界，衡量国力的旧尺度不再适用，很多新的力量在觉醒，他们抱有一些不易满足的愿望，美国必须尊重他们的愿望并倾听其他国家的呼声。老人的共同建议似乎有效，两星期后，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将向有著五十七个国家成员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派遣一位特使，布什说特使的任务首先是倾听和学习。
有趣的是，三位外交老人并没有呼吁其他国家尊重美国人民的感情。这倒也是美国人的习惯，或许来自他们的宗教传统──基督教强调主动救济病人和弱者，这在心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将教徒置于弱者对面的人间位置。再配以国力强大，这种心态未受过严重挫折，几代人下来，就成了美国民族特色。
很受美国人尊敬的前总统肯尼迪，当年带著战后新生代的希望走上历史舞台，他在就职演说中，定义了他的理想世界：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ｏｆｌａｗ── 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ａｒｅｊ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ａｋｓｅｃ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ａｃ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在肯尼迪看来，对强者和弱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强者公正，弱者感到安全，这样和平才能长久。肯尼迪当然认为美国是强者，且不论美国政府是否做得到强者公正，他的话本身并不错。其实，论绝对国力，中国已经是强者，处事不妨有风度一些，何必总是摆出一副感情被伤害的样子？我们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但也理解韩国学者的立场，这样韩国人才会在心理上感到安全，两国和两国人民就可以建立更和谐的关系。
至于韩国教材说清廷甲午出兵是侵略，这种话，听听也无妨。以笔者在中小学受的教育，本人一直以为，世界各民族就数中国人最善良，最爱和平，只做受气包，不做侵略者。西部骑马来的吐蕃打过了，又被北方骑马来的蒙古人打，南面海上来的欧洲人打过了，又被东边海上来的日本人打。还是读了《南方周末》那篇报道，才知道阿Ｑ原来讲得对：“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那位北京“十佳”少年，早知祖先在他人眼里也有这一阔，或许就不会休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