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外的苦水中泡大 (上)

发布时间:2004-1-7 文字大小:  打印:打印此文

耳闻目睹媒体上留学中介机构的广告比比皆是,英、法、德、日、俄……有人戏称:“‘八国联军’又大举进军中国了。”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出国留学又是多少人的梦想啊。然而留学的生活究竟是怎样呢?记者近日采访了几个去不同国家自费留学回国度暑假的中国学生。

  徐腾腾,男,18岁,现就读加拿大俄卡迪亚大学。于苗,女,20岁,现就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翟硕,男,21岁,现就读苏格兰特尔福德学院。金芊,女,22岁,现就读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初到异国他乡,迎接他们的是举目无亲、孤立无助甚至受骗上当的遭遇

  翟硕高考落榜,在北京的一所民办大学学了两年计算机专业。爸爸一直对他上的不是正规大学耿耿于怀。虽去英国学语言一年的学费要4000英镑(约合5万元人民币),好大学一年学费要1万多英镑,但他爸爸很看好英国的教育制度,于是就花了1.3万元委托一家留学中介机构,帮他联系去苏格兰特尔福德学院留学。

  去年10月31日,翟硕登上了飞机。9个多小时后到了伦敦。刚踏上英国的土地,翟硕说他就遇到了麻烦:“首先是语言障碍,我需要在伦敦进行落地签证,再转机到苏格兰。虽然出国前我参加过两个英语口语强化班的学习,可伦敦移民局官员的提问我只能听个大概,却回答不出来,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问题不太复杂,无非是‘你为什么来英国’等等,我连蒙带唬好歹蒙混过关了。听说也有人因回答不出移民局官员的提问,又飞回国的。

  “在伦敦转机1小时后,我到达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一下飞机我就傻眼了。出国前中介公司的人说,已为我在爱丁堡安排好了住的家庭,那家人会来机场接我。可我在许多举着牌子接人的人群中转悠了半天,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眼看着同机的人一拨一拨都走光了,我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机场大厅里,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目无亲。想到我连那个家庭的地址、电话号码都不知道,有一种被遗弃的凄凉感,眼泪止不住地流,怕人看见就躲进厕所里哭起来,边哭边后悔出国。

  “大哭了一场,才想起给中介公司打电话,就在机场花10英镑买了张电话卡。由于语言不通,卡买错了没法用,好说歹说才换了一张。费尽周折,当学校值班的人来机场把我送到那个苏格兰家庭时,我已经24个小时没吃没喝了。”

  金芊已在新加坡留学3年了。出国前她是北京一所重点中学高三的学生,眼瞅着就差高考这一关了,父亲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建议她去新加坡上大学。新加坡有6所公立大学,国际学生一旦考上,可享受80%的助学金。个人承担20%,也就合1万多人民币,和国内一些大学的学费差不多。而且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不像国内的一些大学,学出来的往往是“哑巴”英语。全家人一致赞同金芊到新加坡留学。

  金芊对刚到新加坡时的窘况记忆犹新:“虽然出国前我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还是遇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苦。新加坡虽然华人很多,但当地华人说的话我听不懂。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连一些卖饭的都看不起我,卖饭时故意少给。有人甚至会轻蔑地问‘你们家有电视吗?’

  “我和一个女孩合租了一间房,房东老太太对我们很苛刻,房间里安着空调,但不许我们用。在房间里热得实在受不了,我就到附近的酒店大堂里做功课,图的是那儿有空调凉快。老太太也不许我们用洗衣机。毛巾被、牛仔裤我都得用手洗。她还不许我们在厨房做饭,只能天天到街上的小饭馆去吃。我们先交了两个月的房租(其中一个月作为抵押金),和我同住的女孩实在忍无可忍,住了1个月连抵押金都不要就搬走了。虽然我也很想搬走,但想到会损失300元新币(约合1500元人民币)的房租就忍住了。

  “新加坡的东西很贵,几乎是中国的5倍,我在家时特爱吃零食,可在那儿不敢买,太贵了,刚去的半年我连根冰棍都没舍得吃。很多中国同学都叫苦连天,一个从河南来的同学说:‘要知道出国这样,打死我也不来。’

  “刚到新加坡不久,我的留学计划就差点儿泡汤。我原计划先到语言学校学几个月,然后考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预科班,学半年后直接转入该大学。但当我在语言学校结束学习后,把旧的学生准证交给新加坡移民厅,等待办新准证时,接到移民厅的来信,就一句话:学生准证没被批准。这意味着我必须在14天内离境。我顿时懵了。”

  没想到在中美学校里都不适应

  徐腾腾说起到初到加拿大留学时的遭遇,至今都忿忿不平:“这所位于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国际学院是私立学校,学费和生活费很贵,一年大约需要15万元人民币。学校的校长是个做生意的香港老板,老师大多是亚裔,同学也大多来自亚洲,没有加拿大人,也没有英语世界的人,在这所学校根本感觉不到是在加拿大,很像中国的学校。我很后悔,花这么多钱,却没找到学英语的环境。

  “这学校的中国人很多,人际关系复杂,我呆得很不舒服,处处感受到中国人的恶习。刚去时从一个先去的中国学生那儿买书就受骗了,他十分热情地要帮我买书,书8折买来了,我很感激他。可后来我发现这书5折就能买到。

  “数学老师是个加拿大人,他见了我们从来不笑,我认为他是种族歧视。可他有一次来上课时忍不住很生气地说,他看见前面走的两个中国学生把痰吐在墙上。中国学生的一些行为让加拿大老师很看不惯,如在公共汽车上大声喧哗;一些有钱的中国学生恨不得一年回5次家;开着‘宝马’招摇过市;在学校交了饭费嫌饭不好吃,天天让中餐馆送外卖;和女友同居;有人去了两年英语也没长进……

  “有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位加拿大老师英语教得很好,我的考试成绩是全班第一。为了表示感谢,我送了他一幅国画。没想到他竟冷冷地对我说‘你不要送我任何礼物,你的分出来了,不可能改。’我当时就懵了,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过了两天,他送给我一张表示道歉的卡,我才知道加拿大老师非常怕接受中国学生的礼物。有的中国学生考试成绩不好,就按国内的习惯给加拿大老师送礼,老师很高兴地收下了,学生就提出让老师加分的要求,使老师很尴尬。我第一次觉得我是中国人真不光彩。

  “在这所学校上学,天天都得防着谁似的,我感到紧张、压抑。实在无法发泄,我就在床板下用英文写了一句话‘这学校要走向地狱’。没想到被打扫卫生的人发现了,告诉了校方。校方负责人把我叫去,我承认是我写的,那人愣了,没想到我会坦白。我因此被校方给予警告处分。”

  于苗赴美时已是大三的学生了,由于在国内接受的就是美国的师资、教材和全英语授课,初到美国时,她虽然没有太多的语言障碍,但面临的却是与在国内上学时截然不同的压力。

  “刚去美国时,我除了学习,还要兼顾打工、做饭、学车、处理生活中各种杂务和人际关系,生活不再像在国内时蜷缩在象牙塔里那样单纯。有的课堂上同学是清一色的美国人,授课内容是文化背景很遥远、很陌生的东西。教授很鼓励课堂发言,同学们在课堂上都很活跃,发言时出口成章。而我在前几节课上,尽管一直都想插嘴说点儿什么,但喉咙就像被堵住了,始终无法开口。

  “在国内上学时,我一直喜欢在课堂上率先发言,喜欢面对黑压压的人群讲演。可初到美国,在一群美国学生中间,那种与同学格格不入的感觉让我感到苦恼和失落。我知道必须要打破这个局面,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死亡。

  “终于有了一次让同学认识我的机会,在媒体与政治课上,教授让大家作自我介绍,我很兴奋,站起来说,我叫于苗,来自中国,我刚来美国,觉得一切都很陌生,我不认识你们,又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我觉得很沮丧,又觉得你们每个人都那么聪明,上课时那么活跃,我曾想过要退掉这门课。我很想认识大家,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我,让我学得更好,我会非常感激的。我说完后,教授激动地说‘Nice,Very Nice’,同学们给我鼓起了掌。终于把憋了好久的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我觉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他们打工,饱尝了劳碌、屈辱,咬着牙挣到了血汗钱。

  出国虽然才8个月,但翟硕认为自己脱胎换骨像变了个人。“过去在家时,我好吃懒做,花钱没数,三天两头和父母下饭馆,一放假就到云南、青岛、哈尔滨天南海北一通儿旅游。可在国外,我很少在外面吃东西,几乎没出去玩过。我最爱在超市快关门时去买快过期的食品,刚去时买了一大包快过期的面包,吃了好几天,直吃到面包长了毛。青菜也拣便宜的买,一根黄瓜卖10多元人民币,我从来不吃。我把花的每一笔钱都仔细地记下来。我觉得睡觉是浪费生命,有那时间还不如去打工。”

  翟硕刚去爱丁堡一个月就急着打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快餐店负责收拾40多张餐桌,楼上楼下跑个不停,垃圾袋满了得换,还要切菜、洗碗,老板不让闲着。有一次他不小心把手切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止。他怕老板看见嫌他笨不让干了,匆匆忙忙就去洗盘子。破了的手在热水里泡了几个钟头,下班时手指已被泡得红肿。

  在餐馆他拿的是最低工资,一小时4英镑。后来听说当清洁工挣钱多,一小时5.6英镑,他就改了行。清洁工每周六、日从早上6点上班,干到中午12点,6个小时中他要分别去打扫3个酒吧。提起第一次去酒吧,翟硕说:“我恶心得差点儿吐了。经过一夜折腾,酒吧里杯盘狼藉,厕所里污秽不堪。我是新来的,只能干最脏的活儿———打扫男女厕所,英国工头让我把马桶、便池、洗手池、玻璃、水管子、地面、墙上都喷上清洁液,然后用布擦干净。开始我戴着手套干,但太慢,就把手套摘下来,每次干完活儿,手都被清洁液泡得肿肿的。不干活就挣不着钱,只好强忍着。临回国前,我打了3份工。平时每天下午5点至7点收拾4间教室,8点至11点半到餐馆送外卖。周六周日早上6点至12点打扫酒吧,下午5点至夜里12点半到餐馆送外卖。

  “打工受苦受累不说,还受欺负。出国前在我印象中英国人很绅士,可干完活儿工头常常少给或不给钱。我在酒吧打工,两个星期应挣100多英镑,可工头只给40英镑。没办法,只好‘打掉的牙往肚子里吞’。”

  翟硕出国8个月,打工挣了2000多英镑,他挺自豪,说:“这些血汗钱够生活费了。”

  “我到新加坡4个月后开始打工。”金芊说,“我教小学生和成人汉语。教小孩1个半小时20新币,教成人一次50新币,这样我的饭费和零花钱挣出来了。每逢周六、周日晚,我还要到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打工,主要接待华人的婚礼。我要拎着20多斤的开水壶不停地走,给65张桌的客人倒茶。壶很沉,水很烫,我不得不用指甲盖垫着倒,一会儿指甲和手都麻了,就不觉得烫了。后来又让我上菜,按当地老华人的规矩,上每道菜都要先举起手托着盘子,然后把盘子甩到胸前,在灯光下给客人鞠躬后再上桌。和我同去打工的同学有的把盘子扔出去了,有的被烫了。菜上桌后分菜要求也很严,分鱼时用刀叉两下就得把鱼刺取出来。分汤时不许一碗一碗地盛,说不吉利,要求一勺汤要分在每个碗里。我还干过酒店的客房服务,一人负责10间客房,整理床,擦家具,收拾卫生间,自带着面包和水,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6点,挣50元新币。

  “后来,为了摆脱孤独,我当起了二房东。我租了房东的几间房,留学生来了,我到机场把他们接来,住在我租的房子里,还要帮他们办各种证件,带他们熟悉新加坡和学校。为给一个新来的人买张席梦思床垫,我舍不得雇人运,就自己扛着从新加坡边境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把床垫运回来。床垫足有几十斤重,扛起来很吃力,街上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我。”

  金芊当了两年二房东,先后接待过近20个房客,她说:“虽然我只混个不赔不赚,但待人接物的能耐可长了不少。”

 


 

文章:“我在国外的苦水中泡大 (上)”正文完
热点文章
在线咨询
 开始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