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轰动法兰西的中国非法移民之死
同样的厄运，此前8年就曾在这个普通的家庭出现过一次。1995年，刘春兰从抚顺市服装二厂下岗了。她是最早感受到市场经济残酷的那一批人，而服装和纺织业则是这个城市里最早经受市场经济考验的行业。刘春兰好强、有主见，也曾有过自己的荣誉：连续几年被评为这家企业的“技术革新能手”。
自谋出路的刘春兰第一次体会到社会竞争的残酷。四十多岁几乎是一个毫无竞争力的年纪，她替缝纫店做过针线活，一个月能挣四五百块钱，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下降，只能干类似护理老人、饭店洗碗的工作，收入日减，最少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块。
张百良的失业让这个家庭彻底没有了希望。他常年在木器厂工作，腰落下了毛病，干不了重的体力活，下岗后只能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卖水果，一天干10个小时，碰上好运气能挣十几块钱。
贫困的接力棒开始向下一代传替。由于家庭贫困，自从17岁初中毕业，张宇虓就进入了社会。8年间，他做过服务员、网管、宠物店职员，工资最高时也不过每月600元。刘春兰认为张宇虓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为了给儿子一个体面的婚礼，刘春兰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出国。赖活着还是赌一把？三姐刘冬兰说，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孩子是个闺女，她也会出国，在抚顺根本看不到解决生活困难的希望。
尽管刘春兰干的是巴黎最底层的工作，收入却是她的姐姐不敢想像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刘春兰还清了全部的7万多债务，每年两三万人民币的结余，让远在抚顺的家庭看到了希望。
许多初到法国的非法移民都会申请难民资格，初次申请往往容易获得三四个月甚至一年的认可，每个月大概能拿三百多欧元资助，并可以享受医疗保险。但到了2005年1月份，刘春兰的难民资格申请被拒绝，从此变成了真正的非法移民。
从穷抚顺到穷巴黎
李艳跟刘春兰住上下铺，但是打交道也不是很多。“碰面的机会其实很少，况且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哪里还能来得及想别人。听说刘春兰后来找了个阿拉伯男朋友，本来还想着结婚，但后来不知怎么又分手了。”嫁人通常是女性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最方便最快速的途径。今年的8月，刘春兰委托三姐，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三年中，她以最贫穷的方式，生活在巴黎最贫穷的城区。美丽城有一个名为“巴黎超级市场”的超市，经常在晚上六点扔掉过期食品，许多人等候已久，这时就上前捡些东西回家。刘春兰在电话里告诉过家人，自己也会在这里买面包吃，“有时候在超市门口捡到的东西也挺好”。
她住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卧室里，房客总共8个人。室内摆着3张上下铺，其中有两张男女合住的双人铺。最里面的一张横挡着惟一的一扇小窗，光线只能从床铺空隙中依稀透射进来。每个床铺上都有用布头蒙起来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张小桌靠在左边的墙面，形成和对面床铺间的一条狭窄的过道，走过时必须侧着身子。
穿衣镜下半部分是碎的，浴室没有窗户，墙壁都因湿气褪了皮，浴室的下水道因为老化而漏水。
在抚顺，她的家人的处境与此相似。那是一套建筑面积33平方米的一居室，屋里的摆设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模样：结婚时的衣柜、桌柜和床，都是张百良自己打的。嗡嗡作响的冰箱和老式的电视机，是下岗前张百良在旧货市场上分别以100元的价格买的。这个家在7楼，天黑以后他们摸黑上楼梯，只是为了省下一个月两块钱的电费。
在巴黎，41号单元楼边的墙壁上贴满用中文写的各种招工启事，有招餐馆女招待的，有招清洁工的，也有寻人教中文的。在这一点上而不只是在薪水标准上，抚顺还比不过美丽城：张百良和张宇虓看不到多少招工启事。
巴黎的小房间里，除了床铺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抚顺房间的衣柜顶上则有一把吉他，是刘春兰年轻时的最爱。“穷巴黎”与“穷抚顺”之间是有管道相连的。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抚顺经历着长久的转型阵痛，由于生活困顿与机会的匮乏，这里有着成千上万的出国淘金者。
在家人印象中，刘春兰性格活泼开朗，会弹会唱。以前在工厂上班时，每逢礼拜天家庭聚会、朋友串门，她就会拨弄拨弄吉他，下岗后，这把吉他在衣柜顶上一放就是十多年，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土，琴弦也断了，从那时候起，这个家里就再也没有过歌声。
回忆起和妹妹当年在乡下的田埂上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情景，刘冬兰流露出少有的兴奋。
刘冬兰的丈夫陈玉林2000年下岗后在劳务市场打散工。家里揭不开锅，刘冬兰给丈夫下了死命令：晚上回来要挣回大米钱。蹲在劳务市场直到晚上七八点，陈玉林也没有活干。“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根本没人要。”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废人。刘冬兰给丈夫记过账，陈玉林下岗后最多的一年挣了4000块钱。
回忆起下岗后的生活，刘冬兰忍不住辛酸的眼泪，觉得“活着就是个负担”。买三毛钱的菠菜，早上起来给丈夫熬一顿，晚上回来熬一顿，刘冬兰自己空一天的肚子。为了节省开支，她将一日三餐改为早晚两餐，10年来，这个生活习惯一直保留。
“终于退休了。”直到2007年，刘冬兰才领到了每月680块的退休金，家里终于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日子是一天天熬过来的，最害怕过年过节、人情事务，拿100块钱都困难。”刘冬兰说。
“好消息”接踵而至：从今年10月份起，丈夫陈玉林可以领到每个月400元的生活补贴，条件是他一个月要到街道干3次活。这得归功于丈夫原单位抚顺石油三厂的同事，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些没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下岗职工们频频去北京上访，事情终于在两个月前有了转机。
刘春兰自己的家庭同样贫苦若此，急需她的“输血”。有人事后为她算过一笔账，节省一点过日子的话，每个月120欧元搭铺费和80欧元钱伙食费基本就够花了，而做保姆每个月能挣六七百欧元。作为非法移民她不能在银行开户，领到工资后马上就通过西联汇款寄回国内。
巴黎华人社团汇集协会副会长董力文解释说，这是很多在巴黎的中国非法移民的通常做法。
在这里，刘春兰的生活与其他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别无二致。她捡垃圾，到跳蚤市场去卖。
在巴黎领取遗物时，刘冬兰在妹妹的包里翻出来一大堆捡来的衬衣衬裤。她把它们全部扔掉了。